【聚焦第六届敦煌文博会】美不胜收敦煌舞

舞蹈《花开敦煌》演出现场 冯 爽

敦煌舞手部形态

敦煌舞肢体形态

《千手千眼》剧照 敦煌市委宣传部供图

乐舞图 榆林窟第25窟南壁

《丝路花雨》剧照 甘肃省歌舞剧院供图

《丝路花雨》剧照 甘肃省歌舞剧院供图

　　李婷婷

　　敦煌舞蹈作为中国古典舞流派之一，所蕴含的文化基因与艺术审美都极具中国传统文化特质。它不仅是对古代壁画乐舞形态与思想的再现，更是对敦煌文化、中国传统审美的深入探究。

　　敦煌乐舞的活态传播

　　敦煌壁画艺术是空间维度下不同地域文化的融合体现，是时间维度中千年艺术演变的层层印迹，更是中华民族精神与智慧的伟大结晶。敦煌壁画艺术以其绚丽恢宏的风貌，向世人展示了千百年来在此发生的多元文化的形成过程，具有极高的审美特征和艺术价值。

　　敦煌壁画乐舞艺术，在海纳百川、兼容并蓄的传播特点下，形成了集多元文化于一体的艺术特点，用独特的话语方式展现了古代丝绸之路的多元文明。这些乐舞图像广泛分布在各个时期，题材多样、样式多元，在反映古代人民精神诉求的同时，也再现了古代生活场景与民俗风貌。

　　在经变壁画中凌空起舞的飞天伎乐，神奇浪漫的不鼓自鸣乐等，是人们内心世界与精神追求的外化体现。根据壁画表达主题及乐舞场面的不同分为宴会嫁娶乐舞、火宅喻乐舞等；根据舞蹈样式风格的不同分为胡旋舞、胡腾舞、莲花童子舞、龟兹舞、琵琶舞、腰鼓舞、巾舞等；从舞蹈空间布局与人数特点来看，有方舞、对舞、八人舞等。各种壁画中又以鲜明的乐舞形象强化语境意蕴，从而形成了丰富多样、风格各异的伎乐形象，如迦陵频伽伎乐、天宫伎乐、供养伎乐、药叉伎乐、童子伎乐、菩萨伎乐、飞天伎乐等；从乐舞在洞窟壁画中的位置布局，分为壶门伎乐、窟檐伎乐等。这些不同的乐舞形象与乐舞样式以系统化语言表达多元文化特质，并在流变与融合中突显独特的文化内涵与审美精神。

　　从20世纪70年代末民族舞剧《丝路花雨》的问世，到敦煌舞教学体系创建与发展的40年间成功构建传统艺术体系，再到21世纪文化自觉下弘扬传统乐舞艺术精髓……随着敦煌舞日新月异的发展，逐步形成了属于敦煌舞蹈审美自身的话语表达，从而实现敦煌文化内涵与中华传统审美精神的活态传播。

　　“曲中求和”的形态特点

　　外部形态是舞蹈艺术最基础的肢体语言表达，而敦煌壁画乐舞的形成融汇了西域、中原及当地民间舞蹈的文化基因与艺术风格，如早期壁画舞姿受西域文化影响，其肢体语言特点较为夸张，舞姿曲线呈棱角分明的“Z”字形形态特征。到中期以后，舞姿形态逐渐柔和流畅。最终在不同历史时期文化基因与艺术审美浸染下，敦煌舞以兼容并蓄的艺术精神形成“曲中求和”的形态特点。

　　这种“曲中求和”的特点体现在肢体的各个部位，主要运用折腕、折肘、屈膝、勾脚、顶胯等动作形成，在各关节弯曲角度的配合下形成了柔和的小曲线、直角三位立体式曲线、“S”形大曲线、四道弯曲线、五道弯曲线、拧身曲线等多种曲线样式，以表达情感、塑造形象，体现其风格样貌与审美特点。

　　身体躯干形态的形成主要运用肋、胯、膝等部位，通过冲肋、出胯、提胯、推胯、屈膝、探腮等动作的配合，形成不同的曲线，要求身体各部位相互配合，在非直立状态下寻找重心，并在“S”形的流动往复中达到一种平衡。

　　例如，“吹奏式伎乐天”拧身曲线造型，从动作整体看，身体各部呈多弯旋拧状；颈、肋、胯、膝部的折弯形成“S”形曲线；面部、肩部、胯部、膝部、脚步处于五个不同的方位，这种一体多面、一面多曲的造型其重心的形成较为复杂，只有在肢体各部位弯曲角度对等，旋拧力度均衡统一，水平支撑面的支撑距离以及平衡角之间的距离都对等的情况下，才能找到统一的重心。

　　由动作分析可知，敦煌舞每个肢体形态与动势变化之间，平衡在于相互制约又相互依存，这种在复杂中寻求统一的肢体特点，传递着一种和谐统一的精神内涵，与中国传统的哲学思想与审美情趣等有着深刻的联系，使之呈现“曲中求和”的审美表达。

　　肢体语言的独特审美

　　敦煌舞肢体表达多以小关节的细微变化与反向配合形成独特的语言风格，从而体现出内敛含蓄的中国传统审美气质，如一个舞姿造型通常可以运用十个关节进行联动配合。特别是手部表现力极为丰富。

　　敦煌舞手形来源于敦煌壁画中的手姿，不同的手形代表不同的形象身份与情感意蕴，如“吹奏式”手形是源于壁画中持笛子或筚篥等管状乐器的手形，表达出伎乐天这一天乐身份与形象；再如“荷花式”手形则是纯净圣洁的象征，双手置于头顶即代表头顶生莲，象征达到智慧境界，更是中国传统审美精神的外化体现。

　　敦煌舞中手的基本形态有很多。单手，包括弯三指、翘三指、开三指、鹿角式、兰花式等。双手，包括合掌式、荷花式、抱拳式、吹奏式、抱笙式等。这些千姿百态的手部形态中包含着纷繁交织的文化内涵与意蕴，手部动作的言说正是高度凝练的传统文化符号与表达。

　　除了肢体言语以外，眼神的细微表达，也是营造审美意境、塑造经典形象的重要媒介。敦煌舞的眼神有两类：一类是端庄含蓄的眼神，另一类是活泼跳跃的眼神。深邃缥缈的眼神配合慢速深沉的呼吸，通常用于表现深沉肃穆、庄严慈悲之感；明快跃动的眼神配合快速短促的呼吸，体现活泼俏皮、阳刚奔放。多样的头眼配合也表达不同的情绪，如：“侧倒斜下式”传递温婉的气质；“正位垂视”塑造端庄的气质；“侧探侧视”体现娇美的特质等。

　　敦煌舞是对壁画和彩塑中静态舞姿的动态模仿和复活，具有动静结合的审美特点。它不仅具有静态的造型感，同时具有动态的律动感。其丰富的舞姿造型，让人感受到视觉上的静止，而呼吸的延续和情感的延伸形成了内在的流动；造型的变换和节奏的起伏，让人感受到空间和时间的流动，在动与静中表达永恒意蕴。

　　敦煌舞的呼吸方式归纳为两种：一种是慢速深沉的呼吸，以腹部为气息运行的起点，经过吸、提、吐、落形成顿挫有秩、点线相连的特殊呼吸方式，这种呼吸从内至外体现出典雅端庄的气质。另一种是快速短促的呼吸，以快吸快吐的力感来带动肢体运动，呈现出蓄力迸发的动作质感。

　　丰富多样的乐舞形象

　　在敦煌壁画中乐舞分为“天乐”和“俗乐”，天乐主要表现充满神奇色彩的乐舞场面，是具有夸张艺术特性的乐舞形象。俗乐则是反映写实性的乐舞场景。在不同的壁画语境下呈现出丰富的艺术形象，包括天宫乐伎、飞天、菩萨、化生童子、护法神、迦陵频伽、药叉、雷公、弟子等，以及供养人、出行图乐伎、嫁娶图乐伎和宴饮图乐伎等形象。如剧目《飞天》《千手观音》《伎乐天》等舞蹈作品素材与形象都是来自于壁画中的“天乐舞”。

　　在古代礼乐制度的影响下，壁画乐舞特别是经变画乐舞，往往呈现出手持乐器、乐舞共融的形式，这种奏乐与舞蹈融合审美的表达方式是历代王朝礼乐、典章制度、宴飨娱乐的形象化，也是古代乐舞风貌的遗存与再现。

　　《丝路花雨》中的“反弹琵琶”舞姿广为人知，已成为敦煌艺术的形象符号。道具作为舞者肢体的延伸，具有强化肢体表意、凸显人物形象、夸张艺术效果、营造意象空间等功能。敦煌舞中的道具，来源于敦煌壁画“持物而舞”形象中的“物”，包括乐器、法器和服饰三大类。道具的运用有助于敦煌舞肢体表达的强化与语境的构建。敦煌壁画中的乐器共有数十种，包括吹奏乐器、弹拉乐器和打击乐器三类。现用于敦煌舞中的主要有琵琶、箜篌、腰鼓、羯鼓、笛子、钹、笙、串铃、鼗鼓等。

　　在敦煌壁画中，舞者持乐器而舞、持巾绸类而舞，更加突显出静态壁画的动态瞬间，以及飘逸洒脱的飞天之意象。敦煌舞中被开发利用巾绸类道具有长绸、火焰绸和小袖。其中，长绸主要来自于飞天伎乐形象，敦煌壁画中的飞天以帔帛来表现其飞动之感，舞蹈家们提炼了帔帛这一要素，将其夸张变为如今敦煌舞中的长绸，让人在有限的舞台空间感受到无限的表演想象空间，表现飞天的灵动与气势，营造空灵超凡的意境。

　　和谐美好的艺术追求

　　和谐美好的艺术追求，在敦煌舞中体现得淋漓尽致。一方面，敦煌舞虽有千姿百态，却错落有致、平衡有序、动而不躁、恬淡安详；另一方面，敦煌舞体现了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自然的和谐美好，其审美超越性汲取了中华文化和外来文化之精髓，体现出真善美的力量。

　　《中庸》说：“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而艺术中的对称正是中国传统和谐思想的物化体现。在敦煌壁画中彰显和谐对称的壁画图像更是比比皆是，无论在构图、数量还是形式、队列、形态等都流露出和谐的美学思想境界与诉求。在舞蹈编创中以之为依托，表达和美为原则，利用双人造型及对称的空间调度与身体语言表达和谐的审美内涵，从而传递出中国传统美学思想的精髓。

　　敦煌舞是历史文化积淀的载体，是世界多元文化艺术的融合体现，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继承与创新，给人带来视觉愉悦的同时，能够让观众进入艺术主体的精神世界。“求木之长者，必固其根本；欲流之远者，必浚其泉源。”将舞蹈肢体的形式美与舞蹈精神和文化的内部属性相统一，探寻历史文化基因，增强舞蹈身体的自我意识，深思用舞蹈动作“表达什么”“如何表达”。

　　在树立中华文化形象，增强传统文化自信的时代需求下，遵循历史、把文化价值作为敦煌舞蹈传播的主要导向，“观其形，思其道，临其境”是敦煌舞蹈对中华传统文化与精神活态传播的永恒话题。

　　（依托项目：西北民族大学2022年度中央高校紧缺急需学科科研能力提升项目“多元文化符号在敦煌道具舞蹈中的运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