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溯源甘肃文化】中华文明的发祥地 东西交流的先行者 从远古走来的甘肃

　　原标题：【溯源甘肃文化】中华文明的发祥地 东西交流的先行者

　　从远古走来的甘肃

　　秦安大地湾遗址

　　张家川圪垯川遗址出土的玉权杖首

　　马家窑文化时期的旋纹尖底彩陶瓶

　　秦安大地湾遗址出土的人头形器口彩陶瓶

　　河西走廊重要关隘嘉峪关 本版图片均为资料图

　　开栏语

　　甘肃，有着悠久的历史，是多民族、多文化共生地带。在这片土地上形成了独具特色的甘肃文化，成为中国西部一道神秘而独特的文化风景。以大地湾文化为代表，遍布全省的新石器时期文化遗存，以及伏羲女娲的故事，都是灿烂远古文明的见证，辉映着先民智慧的光芒。周文化与农耕文明发祥于陇东地区，秦文化崛起于天水一带。随着丝绸之路的开通，甘肃成为中西文化交融交汇的主要通道，形成了光辉灿烂的丝路文化。佛教文化的传入使得甘肃境内出现了一批旷古胜迹，形成了以敦煌莫高窟为代表的石窟文化。

　　甘肃文化源远流长，丰富多彩，如同一座富矿，等待着我们去开采、挖掘。为更好地解读甘肃历史文化，准确把握甘肃历史文化定位，了解甘肃历史文化的起源、发展、影响及其历史价值和对中华文明的贡献，【文化·史话】版特开设“溯源甘肃文化”专栏，从不同角度全面解读与甘肃有关的历史文化。

　　让我们在这里了解甘肃历史，回望我们的来路，走向更加美好的未来。

　　本报特约撰稿人 韩建业

　　8000年前迈开文明起源的第一步

　　如果用一句话来概括甘肃在上古时期的历史文化地位，那就是，甘肃既是中华文明的发祥地，也是东西交流的先行者。

　　我们常说“中华文明五千年”，那是指五千多年前正式出现早期国家，进入文明社会。之前还应该有很长的起源过程，并且可以分为两大阶段。距今8000多年，中国黄河、长江和西辽河流域文化已经开始发生交流，有了“早期中国文化圈”的萌芽，普遍出现以“敬天法祖”为核心的“一元”宇宙观和知识系统，成为中国历史上最伟大的一次原创思想爆发期，迈开中华文明起源的第一步。甘肃也不例外。

　　以甘肃秦安大地湾一期遗存为代表的大地湾一期文化，又称白家文化，可早到距今8000年左右。大地湾的彩陶是中国西部最早的彩陶，也是世界范围最早的彩陶之一。多为在红陶钵上绘红褐色彩，表面看起来线条简约粗犷，实则多数都是内涵丰富的符号。主要有星形、山字形、波折形、镞形几种，有一种由波折笔画分四组对顶组合而成的大十字形图案，每组笔画复原起来或为6个（原器已残），或许与六爻组成的“八卦”类数字卦象有关，也或许与“四方五位”的宇宙观有联系。这些刻字符的陶钵可能为祭器。大地湾的墓葬排列整齐，土葬深埋，墓主人仰身直肢，开中国后世“族葬”的先河，体现出强烈的秩序感和浓厚的祖先崇拜观念。大地湾还发现农作物黍（糜子），证明已有初步的农业。

　　传说陇山（圣龙山）一带是中华始祖伏羲女娲的诞生地，庄浪朝那湫据说是华胥氏受孕伏羲女娲的圣地，大地湾附近的秦安女娲洞是伏羲女娲诞生地，静宁成纪为伏羲居地，天水卦台山是伏羲演绎八卦之地。伏羲女娲的功绩，包括创制八卦、合婚立制等，也与大地湾等遗址的发现有所吻合。

　　6000年前迈开文明起源的第二步

　　距今6000年左右，仰韶文化东庄—庙底沟类型在晋、陕、豫交界地带迅猛崛起并对外形成强力影响，导致中国大部地区文化交融联系形成以中原为核心的三层次的文化共同体，“多支一体”的“早期中国文化圈”或者“文化上的早期中国”正式形成。此后黄河、长江和西辽河流域各地都出现聚落之间、墓葬之间的分化，有了宫殿式建筑和高规格物品，社会开始了加速复杂化的进程，迈开了中华文明起源的第二步。张家川圪垯川等遗址的发现表明，陇山附近文明起源的第二步迈得不小也不慢。

　　张家川圪垯川遗址的主体，是距今6000年左右仰韶文化史家类型的一个环壕聚落，环壕内面积有8万平方米，是目前发现的同时期最大的环壕聚落。方形半地穴式大房屋面积可达100多平方米，对称规整，保存得也很好。中心广场的窖穴容积近60立方米，底部残存近10立方米的炭化粟、黍，折合下来得有数千公斤粮食，是目前所见仰韶时期单体规模最大的粮仓。房屋、墓葬所出陶器制作精美，尤其是带有特殊符号的大口尖底陶罐、彩绘鱼龙图案的葫芦形陶瓶和玉权杖首最为引人注目。这些都显示陇山附近距今6000年左右的社会发展程度较高，可能已经出现拥有较大权力的首领，是中华文明化进程中的领跑者之一。

　　《国语·晋语》记载：“昔少典娶于有蟜氏，生黄帝、炎帝。黄帝以姬水成，炎帝以姜水成。成而异德，故黄帝为姬，炎帝为姜。”考古历史学家徐旭生等考证认为，黄帝和炎帝是两个同源部族历代首领的称谓，两个部族都发源于黄土高原，发源地以渭河上游最为关键，后来他们向东迁移的路线是炎帝部族偏南，而黄帝部族偏北。炎帝部族从渭河上游偏南东移，就有可能抵达崤山以西的晋南豫西等地；黄帝部族从渭河上游偏北东移，就会到达陇东陕北等地。甘肃、陕西理应是黄、炎部族，尤其是黄帝部族的重要活动区域。传说中黄、炎晚于伏羲女娲，考古上仰韶文化晚于大地湾一期文化，因此，陇山两侧距今6000年左右的仰韶文化初期、早期、中期遗存，很有可能就是黄、炎部族，尤其是黄帝部族的早期文化。

　　5000年前陇东走进文明社会的殿堂

　　如何才算进入文明社会或者国家阶段？历来争论不已。恩格斯提出国家有两个标志，一是“按地区来划分它的国民”，二是“公共权力的设立”。以地区划分国民，就是以地缘关系代替血缘关系；凌驾于社会之上的公共权力，主要就是“王权”。以上述两个标志来衡量，距今5000年左右，陇东地区已经明确出现早期国家，成为最早走进文明社会殿堂的地区之一。而社会的加速发展更是早在距今5300年左右即已开始。

　　距今5300年左右的仰韶文化晚期，秦安大地湾遗址面积扩大到上百万平方米，有了400多平方米的宫殿式建筑，前厅、中堂、后室、东西厢，中开三门，主次分明、中轴对称、布局严整，是和后世中国古典宫殿建筑最为相似且年代最早者。中央火坛直径2米，两个顶梁柱直径近1米，规模宏大气派。礼县高寺头遗址也有类似的宫殿式建筑。

　　距今5000年左右，在陇东地区出现了当时面积最大的聚落遗址——庆阳南佐都邑遗址，遗址面积至少600万平方米，遗址中部是由两重环壕和九座夯土台围成的面积30多万平方米的核心区，再中间为有围墙和“护城河”的上万平方米的“宫城”区，中央的夯土墙主殿建筑面积700多平方米。圆形和方形的夯土“九台”，每个底面都在1600平方米以上，外侧还有宽大峻深且夯筑底壁的环壕。南佐聚落如此大的规模和强大的组织调动能力，当是区域王权出现的最有力的证明。宫城附近出土了和祭祀相关的精美白陶、黑陶，以及大量水稻，存在明确的专业分工，体现了对远距离的贸易控制。南佐遗址所在董志塬上之前仅发现个别小型的庙底沟期遗址，距今5000年左右突然涌现出超大型聚落，显然不是在原有聚落（社会）的基础上自然发展而来，而是附近很多人口迁移聚集的结果，这实际上就打破了原有各氏族社会的局限，一定程度上凸显了地缘关系，意味着诞生了一个以南佐都邑为核心的早期国家，控制管理范围可能涵盖黄土高原大部地区，可称“黄土高原古国”或“陇山古国”。因此，南佐遗址是中华文明五千年最重要的见证之一，甘肃也就成为最早进入文明社会的地区之一。

　　陇东地区有不少关于黄帝的传说，如黄帝问道于广成子、问医道于岐伯的故事，正宁县子午岭西麓还有黄帝先人坟。由此推论，南佐都邑有可能是5000年前的黄帝部族之都，但却不见得是轩辕黄帝之都。我们根据陕北地区石城的兴起和黄河中游地区的文化巨变，曾推测轩辕黄帝诛杀蚩尤的涿鹿之战发生在距今4700多年，南佐都邑的年代显然早于轩辕黄帝。

　　5000年前陇西开启东西方文化交流的大门

　　距今5000年左右，陇东地区因空间限制、人口聚集而进入文明社会的同时，陇西却走上了一条不一样的社会发展道路。这里向西向南还有大片未开垦的适合发展农业的坡地、高原、绿洲，增加的人口只会不断向外迁徙，而不是从内部形成文明社会。所以我们会看到马家窑文化仍然是相对平等的氏族社会，盛行彩陶这种热烈奔放的“平民的艺术”，我们会看到因马家窑文化的扩展影响，从而形成最早的东西方文化交流通道，可称之为丝绸之路前的“彩陶之路”。

　　距今5000年左右，马家窑文化马家窑类型从甘肃中部向西、向西南长距离扩展。向西沿着河西走廊西进，最西到达甘肃酒泉照壁滩等地。向西南偏东的一支，通过后世所谓“藏彝走廊”，扩展影响到四川西北部和云南等地，并从川西北山地下到成都平原，成为后来三星堆文化的主要前身；向西南偏西的一支，踏上青藏高原，与当地无陶土著文化融合，形成青海共和盆地的马家窑文化宗日类型和西藏东部的卡若文化，甚至还曾一度向南向西远距离迁徙，在遥远的克什米尔地区留下了深深的足迹。反过来，马家窑文化陶盆上的彩绘舞蹈纹图案，东乡林家的青铜刀，也都有可能是受到西方文化影响的产物。

　　距今4000多年以后，流行彩陶的马家窑文化半山类型、马厂类型继续西行，马厂类型已经抵达新疆东部哈密地区。东疆这些彩陶文化，包括农作物黍等，进一步扩展至天山南北，甚至传播到中亚等地。而甘青等地所见锯齿纹彩陶、尖顶冠形符号，绵羊、黄牛、小麦，甚至青铜器技术等，也都先后源自中亚和欧亚草原地区，并通过甘肃传播到中国中东部各地，为早期中华文明的发展增添了新鲜血液。

　　可以说，正是马家窑文化人群向西向南的拓展影响，使得中华文化得以有机会和西方文化接触，开启了东西方文化交流的大门，决定了此后的中华文明一直是一个开放包容的文明，还使得河西走廊、青藏高原、新疆、云南等地早在距今四五千年前就已逐步融入“早期中国文化圈”，奠定了后世中国的西部基础。（作者：韩建业 中国人民大学历史学院考古文博系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