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俊宗：黄河之水昆仑来（下）

　　

　　西兰公路的前世今生可以分为四个阶段：古丝绸之路阶段和清王朝改造利用阶段、国民政府阶段及建国后的修改、修建阶段。

　　丝绸之路的开拓与繁荣，促进了整个人类文明的发展进程。在全球，这些交流的通道很多。相对而言，唯有丝绸之路是我们人类文明相互交流中最持久，最广泛，最辉煌，也是人文、历史、宗教和艺术等人类遗迹积累最丰厚的一个文化带。丝绸之路是我国与西方世界相互了解的最早窗口之一，是我国古代接受先进文化与了解外部世界和民族交流、文化共生、和谐相处的主要通道。

《印象帕米尔》陈航

　　结合文献记载和考古发现，可以确定中国境内的丝绸之路有四条，一是汉唐两京(长安和洛阳)经河西走廊至西域路，这是丝绸之路的主道，包括原、会北道和青海道，它因通过新疆的塔克拉玛干沙漠和中亚的若干沙漠地区而被称为丝绸之路的沙漠路线；二是中国北部的草原丝绸之路；三是中国四川、云南和西藏的西南丝绸之路；四是中国东南沿海的海上丝绸之路。西北地区只有绿洲丝绸之路和草原丝绸之路。公元前后,《史记》《汉书》及南北朝史籍最早出现有关丝绸之路的记载是“西域南道”、“西域中道”、“新北道”及“河西道”等。隋唐时期,又产生许多较详细记载亚欧贸易路的交通路线和名称的著作，如裴矩《西域图记》、韦节《西番记》、王玄策《中天竺行记》、程士章《西域道里记》、韦弘机《西征记》、玄奘和辩机著《大唐西域记》以及作者姓名不详的《隋西域志》《西域道里记》《诸蕃国记》等，这些著作记载了夏州塞外通大同云中道、中受降城入回鹘道、安西入西域道、安南通天竺道等,其中某些地区的路段甚至还有更细致的命名,如京畿道、关内道、秦直道、云中路、阴山道、圣人道、参天可汗道、关陇道、秦州路、大阪道、乌兰路、河西道、大碛道(大海道)、弓月道、羌中道、吐谷浑道或青海路(河南道)、永昌路、大秦道等。

《丝路文本》陆志宏

　　无论名称如何变化，丝绸之路甘肃段地位的重要性毋庸置疑。丝绸之路是人类物质、精神、艺术、文化的交通之路，是人类社会历史发展进程中的大动脉。中国与西方各国经济文化的交流，对促进中国与西方各国经济文化的发展，丰富中国与西方各国的经济文化生活，都起到了重要作用。唐代诗人张籍《凉州词》“边城暮雨雁飞低，芦笋初生渐欲齐，无数铃声遥过碛，应驮白练到安西。”是丝绸之路繁盛时商旅相继景况的真实写照；岑参在《初过陇山途中呈宇文判官》中也形象地记述了唐代丝绸古道上驿站的繁忙景象：“一驿过一驿，驿骑如流星。平明发咸阳，暮及陇山头……”岑参走的道路大致与后来的西兰公路重合。我们可以把西兰公路看成承前启后、联结古典文明与现代文化的象征。建国后，西兰公路在古老丝绸之路基础上修改、修建，发展至今，不但有国道、高速公路，还有了高铁。时代飞速发展的同时，丝绸之路文化也焕发出新的生机。

　　1992年，全球唯一以“丝绸之路”命名的文化刊物《丝绸之路》在西北师范大学创刊，如今走过30年历程。西北师范大学各相关学院和《丝绸之路》经常参与或举办丝绸之路研究方面的学术会议，颇多成果。2021年12月25-27日，“中欧丝路审美文化双边论坛”国际研讨会在兰州举办，我受邀作题为《丝路考古叙事》的主旨发言。在我看来，丝绸之路从本质上来说就是一条人类文明交流的通道。在全球，这些交流的通道很多。但相对而言，唯有丝绸之路是我们人类文明相互交流中最持久，最广泛，最辉煌，也是最深刻的一条道路。因为它连接了欧亚大陆的主要文明区，同时也连接了非洲北部的文明区域。这几个文明区，是我们整个人类历史上最主要的一些文明区域。也正是人们不断的在总结丝绸之路作为一条文明通道的过程中，来提炼总结人类文明交流中的一些规律，一些经验。当然问题还处在一个大家不断认识的过程中。我想有三点现在已经基本形成大家的共识，人类因文明而交流，因交流而互鉴，因互鉴而发展。丝绸之路正式开通标志是前138年及前119年汉武帝刘彻两次派张骞通过甘肃，出使西域，倾国力向西拓展，商贸活动在印度、东南亚、斯里兰卡、中国、中东、非洲和欧洲之间迅速发展。其后，中国通向西方的道路就在同中亚、印度、欧洲和阿拉伯世界的经济文化交流及政治军事活动中不断延伸，发展,并且产生了一些特定历史时期的固定名称，它们是以后形成“丝绸之路”的基础。

黄河水道

　　黄河水患较多，中国历史中有不少与治水相关的传说或记载。黄河养育了中华文明，同时也不断滋生忧虑、带来麻烦。大禹因为治水之功而被后代推崇、颂扬。康熙效法大禹治水，亲政不久就谕令臣工绘制河图：“河道屡次冲决，地方被灾，民生困苦，深轸朕怀”。治河是康熙中晚期重要内容之一，曾经六次南巡，亲临河工，指授方略。台北故宫博物院图书文献处藏有一幅不具作者与年代的长卷式绢本彩绘《黄河图》。经考证，此图是康熙帝亲自授命、由康熙朝河道总督靳辅延聘幕僚周洽、李含渼等人在清康熙二十三至二十六年(1684-1687)间绘制而成。周洽通过实地考察黄河并参照各地其他舆图，与李含渼等一起绘成两幅《黄河图》。靳辅于康熙二十六年九月将其中一幅呈奏康熙帝御览，后收贮于清内务府造办处舆图房，现存北京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另一幅在民国时期被北平图书馆舆图部收购，现藏台北故宫博物院图书文献处。周洽《黄河图》采用鸟瞰式画法描绘靳辅治理黄河、运河时修建的重要水利工程，以及黄河下游两岸重要自然和人文地理景观。

《黄河渡》套色木刻 苏朗

　　此图上北下南，左西右东，卷首起黄河海口，卷尾至龙门、潼关，黄河犹如一条巨龙穿梭于黄淮海平原上。此外，东端黄河入海处，在海上画出了太阳、彩云、波涛、岩礁等内容。属于地图与绘画相结合的传统形象化地图。河流绘以双线，内绘水波纹，漕船扬帆其中，黄河涂赭黄色，其他河流用青黄色，堤坝用宽粗线条突出显示，并以形象绘法标明大堤之上的各种建筑和设施，其余府、州、县城邑，寺庙等均采用形象绘法绘出，文字注记多达1440余处。图中的山峦、名胜、闸坝名称均用金色蝇头小楷注于其上，城镇之间的距离也有标注。黄河下游河道、运河及其他河流位置关系描绘详尽、清晰和准确，河流沿岸的山脉、城池、堤坝、闸桥跃然纸上，是一幅精美的黄河水道水利图。

　　《黄河图》是仅存几幅鸟瞰式水利图之一，也是最精美、最能代表康熙前中期绘图风格的黄河图之一，在中国地图史和艺术史上都占有重要地位,其篇幅之长、内容之丰富、绘画之精细、色彩之艳丽、地名注记之多,用了近二年之工,具有强烈的文化内涵和政治象征意义，它体现了清朝初期地图的绘画艺术和制图水平,无愧为中国古代形象画法地图的杰作，在中国现代文化史上也具有不可磨灭的价值。

　　根据宋代著名美术史评论家郭若虚著《图画见闻志》以及相关史料记载，隋唐五代时期著名画家展子虔、吴道子、顾恺之以及周文矩，明代宫廷画家李在等都曾经以大禹治水为题材创作过相关画作，纪念他的伟大功绩。宋代佚名画家所作《大禹治水图》曾旧藏清宫，现珍藏于台北故宫博物院。乾隆钦定以这幅宋人画为稿本，由清宫造办处画出大禹治水纸样，由画匠贾全在大玉上临画，再做成木样发往扬州，耗时6年雕成。乾隆五十三年(1788)，乾隆又命宫中造办处如意馆刻玉匠朱泰将乾隆御制诗和两方宝玺印文刻制在玉山上。最后由乾隆帝钦定，安放在宁寿宫乐寿堂内。

　　长期以来，受农业社会思维影响，人们对黄河的认识只着眼于农业灌溉，而遮蔽了其交通运输、军事防御等方面的功能。叶舒宪在发表于《丝绸之路》上的学术文章《黄河水道与玉器时代的齐家古国》中说：“史前玉器分布在黄河中游两岸的现象，该做何解释？古书上能够找出的标准性解说，就是‘河出昆仑’说与‘玉出昆仑’说的绝对巧合！这一巧合实际上把西北特产的美玉之地同黄河源头紧密联系在一起了。究其原因，莫非西北美玉进入中原的远距离输送路线就是走的黄河水路？再看看殷商晚期出土大量和田玉雕玉器群的都城安阳，原来也距离黄河不太远。……古人所说的玉出昆仑是现实的记录，而河出昆仑说则有想象的成分。《禹贡》说治水的大禹‘导河积石’。黄河发源于青海，流经青海甘肃交界的积石山一带，这里距离新疆昆仑山非常遥远。古人是怎样想象这大段距离的呢？原来是认为黄河流出昆仑山后潜入地下，经过整个河西走廊地区后，又从积石山一带冒出地上。这是把实际的黄河同想象中的河源联系为一体的说法。华夏先民们之所以会有如此奇思妙想，或许就是沿着黄河水路运输玉石的长期实践所催生的神话化地理观。……是否可以做出如下推论：美玉来自昆仑山，经过河西走廊的陆路中转，在甘肃东部改从水路输送，当美玉运抵中原文明时，给中原人的印象就好像美玉与黄河同出一源。”“玉器时代的齐家古国与中原文明的交往路线难题，已经渐渐有了较清晰的线索，那就是大约千年之后的西周穆王所走的同一条路线：不是直接经过关中地区将陇东与中原相联系，而是先北上河套地区，再沿着九曲黄河道向前进发。换言之，河湟地区史前文化与中原文化的关联通道有可能是沿着黄河而曲折展开的。新石器时代先民的居住选址也大体上青睐河边的台地。目前，齐家文化玉器在宁夏地区已经多有发现，看来，齐家文化先民的活动范围足以达到陕甘宁青的广大地区。”“《诗经·大雅·公刘》歌颂周人祖先公刘自陇东迁徙豳地，就有‘何以舟之？维玉及瑶，鞞琫容刀’的诗句。毛传以下把这里的‘舟’字解释为佩带。我一直不以为然，却又没有提供反证的契机。假如黄河曾经充当向中原运输西北玉料资源的作用，以舟船运载玉石的情景，不就呼之欲出了吗？”

　　我之所以大段引用叶舒宪先生关于黄河水道与玉石之路关系的论述文字，乃是因为这个认识对此前关于母亲河的概念是一次革命，将黄河还原到最本质的文化属性上。同时，也引出了“玉帛之路”的话题。 

玉帛之路

　　2012年至2019年，西北师范大学《丝绸之路》杂志社为了探析丝绸之路前身玉帛之路在中华文明起源、发展过程中的重要作用，联合上海交通大学等单位实施十五次玉帛之路文化考察活动，有计划地研究考古出土玉器、玉文化遗址及西部玉石资源状况，取得较为丰硕的成果，截至目前，考察团发表专家考察手记和记者报道300多篇，发表学术论文40多篇，出版玉帛之路考察丛书共17部，另外，考察团提交政府对策报告3份。2018年11月17日，《丝绸之路》杂志社与西北师范大学音乐学院、陕西师范大学人文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安宁区委区政府等单位联合举办“第三届丝绸之路(敦煌)国际文化博览会系列活动——玉华帛彩·国际诗文吟唱会”，对玉文化学术研究成果进行艺术转化。2019年12月，对兰州市科技局科技攻关及产业化类项目《基于甘肃省玉矿资源的丝绸之路敦煌玉文化创意产品的开发与推广》结项。该项目组通过实地考察、座谈、研究，取得了较为丰硕的学术成果，并且研发出《敦煌飞天》《反弹琵琶》《观音》《西北师范大学纪念玉牌》《西北师范大学校训玉牌》等系列玉文化创意产品。

　　十五次玉帛文化系列考察活动的重要学术意义在于填补玉帛之路路网认识上的空白点，摸清古今路线大致情况，探索若干未知的偏僻古道的存在，探查和理解齐家文化遗址与玉器文物向东分布的情况，对甘肃省境内齐家、四坝等典型文化的承递关系进行梳理，对齐家文化在中原文明发展历程中扮演的“二传手”角色有了更深认识，在对学术成果进行艺术化转换方面也有了成功的探索。尤其值得一提的是，通过十五次应用人类学四重证据法的考察、研究活动，叶舒宪、王仁湘、张天恩、刘学堂、叶茂林、易华等学者都有了新的学术成果。例如，以叶舒宪先生《玉石神话信仰与华夏精神》为代表的学术著作，把文学人类学的理论与方法应用在中华文明探源课题上。2017年底，上海交大成立神话学研究院就是以本项目负责人叶舒宪教授的玉文化考察、研究成果为支撑，它是上海市政府扶持的社会科学创新研究基地，也是一个高端智库。上海市委托神话学研究院完成的重大项目“中华创世神话的考古学研究·玉成中国”系列的第一部书《玄玉时代——五千年中国的新求证》(上海人民出版社2019年6月出版)也是叶舒宪先生此前十五次玉帛之路文化考察的成果。

　　玉帛文化考察中有两次“再发现”意义重大，值得一提。首先是“敦煌再发现”。以前，敦煌的历史伴随着张骞通西域开启，2017年8月叶舒宪等专家考察敦煌旱峡玉矿，2018年10月30日，上海交通大学人文学院、上海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丝绸之路》杂志社等单位主办“玉帛之路文化考察丛书暨十三次考察成果发布会”，会上宣布敦煌三危山旱峡古代玉矿开始年代可能在距今4000—3500年前后。2019年《考古与文物》第4期发表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陈国科等考古人员撰写的《甘肃敦煌旱峡玉矿遗址考古调查报告》认为该遗址为研究古代“西玉东输”等相关问题提供了新资料、新证据。敦煌与中原联系的时间也向前推进了近2000年。2020年5月5日，甘肃省敦煌旱峡玉矿遗址入选2019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旱峡玉矿将中华夏民族对敦煌开发的历史大大提前，可以说“敦煌再发现”，这是自1900年发现敦煌藏经洞和外国学者大量运走敦煌文书以来，由中国本土学者在敦煌独立完成的具有深厚文化底蕴的探索发现。

《古道》张国荣

　　其次是研究认识到仰韶文化时期出现玉礼器，它们开启了“东玉西输”的序幕。中国文明起源是研究中国文明史、中国考古学的基本问题。如果按照传统文明标准(文字、青铜器和城市)划分，很难解释区域不同而形成的差异较大的文明。例如，中国在甲骨文出现之前就具有早期国家社会形态和较为完整的礼仪系统和管理制度，礼仪系统是中华文明突出特征。玉礼器是礼制文化中的重要组成部分。考古发掘和出土文物证明中国玉文化发源于西辽河流域上游，被认为进入黄河流域的时间大概在龙山文化时期，即距今4000年前后，因此，之前出土的玉器没有引起考古界足够重视。考古学家、研究者长久以来普遍认为仰韶文化时期没有玉文化。但是，多年来仰韶文化玉器连续不断、甚至成组出土。咸阳博物院收藏1957年陕西省文管会采集到的石斧石钺31件，限于当时认识水平，未能辨识出其中的玉礼器；1978—1984年，甘肃省考古研究所朗树德研究员从秦安大地湾四期(仰韶文化晚期)挖到85件玉器(其中12件完整，73件残损)；1984年，陕西省考古研究院张天恩研究员带队发掘宝鸡福临堡仰韶文化晚期遗址，出土过两件墨绿色蛇纹石玉饰，一个圆形，一个梯形；2002年，他带队清理发掘宝鸡市关桃园遗址时出土一件前仰韶时期(距今7000多年)的玉镯；2005—2006年，河南省考古队在灵宝西坡仰韶文化庙底沟期墓葬发掘出13件深色玉钺；2009—2010年，西商高速公路考古队从仰韶时代晚期和龙山时代早期的蓝田新街遗址考古发掘中出土106件玉笄。

　　仰韶文化玉器逐渐引起考古学家和学者注意。叶舒宪教授在进行玉帛之路文化考察过程中，在好几家博物馆看到一些由武山鸳鸯玉料制作的仰韶文化玉器，结合相关考古报告，他研究认为距今5500年有一批仰韶先民沿着渭水西进到武山渭河岸边，很可能是他们促进鸳鸯玉东进中原。2021年2月，叶舒宪教授率领上海市社会科学创新研究基地——上海交通大学神话学研究院专家团队对咸阳博物院藏31件原定名为石斧、石钺的文物进行重新辨识和研究，初步判断尹家村遗址年代为仰韶文化半坡类型至庙底沟类型之间，距今约6000至5300年。18件玉器中，墨色、墨绿和绿色蛇纹石玉斧钺多达15件，超过灵宝西坡和杨官寨两地出土玉钺的总和。叶舒宪教授认为中原地区玉文化起源的第一个时代是以“玄玉时代”为基本特色，其肇始时间在仰韶文化庙底沟期上限，即距今5500年，下限暂定在龙山文化晚期，即距今4000年。无独有偶，2021年4月18日，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刘国祥在河南渑池观摩一件略残的玉环，认为是典型红山文化玉器制作风格。另还有摆放在一起、工艺先进的精美“镯子”与红山文化时期玉镯极为相似，凌家滩、良渚也有类似玉器。

　　这些再发现对重新认识仰韶文化意义重大。2021年5月22日，咸阳博物院和上海交通大学神话学研究院、《丝绸之路》杂志社等单位共同筹办的《仰韶玉韵文物展》在咸阳博物院隆重开幕，展出的18件玉石钺是目前国内发现仰韶文化遗址中出土数量最多、保存最完好、体量最大、规格最高的玉礼器群组，其中长达26厘米的蛇纹石玉钺可谓迄今所见仰韶文化时期玉钺之冠；“纪念仰韶文化发现暨中国考古学诞生一百周年‘玄玉时代’高端论坛”也同时举办。仰韶文化分布范围广，持续时间长，影响力巨大。在仰韶文化发展100年之际，咸阳尹家村遗址成组玉钺再发现、展出和学术研讨，是一次真正意义上的“让文物活起来”，必将丰富仰韶文化的研究内容，对从事博物馆管理、研究工作也很有启发。

　　玉文化在历史发展长河中未曾中断过，与我国拥有丰富玉石资源以及史前人类辩识、加工、利用透闪石玉有本质联系。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自2011年以来联合多家单位开展“河西走廊早期玉矿遗址考古调查、发掘与研究”项目，先后发现马鬃山径保尔、寒窑子和敦煌旱峡玉矿遗址三处玉矿遗址，考古发掘成果极大丰富了对古代玉石资源开发、东部玉石信仰观念核心区与西部资源分布带关系等重要课题的认识，补充、完善甚至更新以往学术观点，河西走廊西部作为中国重要玉料资源区和战略地位因此得以证实；建国以来，甘肃省考古挖掘、民间征集数量较多的龙山文化、齐家文化玉器，尤其以陇山以东和陇山以西地区最为典型，由西往东，玉器器型变化真实客观地反映出“东玉西传”的生动过程；玉器制作选取玉料则证明了“西玉东输”的路线和特征。

考古叙事

　　考古研究发现，人类历史上最早的几大文明发祥地在旧石器时代晚期以来都曾钟情于各类玉石。丝绸之路前身玉帛之路，就是在中国玉文化与来自欧亚大陆的青铜文化等外来文明交流互鉴中形成。

　　考古学首先是物质文化层面和社会结构与制度层面上的考古，广义上的考古学还应包含精神层面的考古。考古学研究应当既见“物”又见“人”,要透过“物”来研究“人”的精神面貌与特质。在公元前，更前的时间我们出现的这些文明大多没有文献的记载。出现在北方的草原丝绸之路的也缺少很多的文献与记载。甚至很多的古代语言都已经失去。这要通过考古，可能大多数更多的材料都来自考古材料。以往我们的考古材料更多关注的是实物考古。在实物考古之外还有一个来自于精神文化的考古，比如语言、音乐，都是非视觉，都不是以实物保留下来。如果我们把它们也纳入到考古中间，对丝绸之路的考古问题就变成一个全域式考古。意大利美学家、历史学家克罗齐说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在他看来我们考古发现的这些实物性的东西只能是死历史，死历史是没有价值的。只有唤醒它们，从这个实物中间去还原原有的生活。这个实物才能变成活历史，活历史才具有当代价值。这样就使得精神文化的考古变得极其具有价值。

　　考古带给艺术的先锋性因素之外，传统实物考古已经形成了比较成熟的“言说自我”的方法和叙事方式。当然，在大众文化层面，精神文化考古的叙事方式还处于实验和探索阶段。近来一些学者在研究中提到的“考古小说”，可能是考古叙事的一个重要方式。小说富有还原历史场景和丰富局部细节的艺术想象。因此，从另一个角度去理解的话，“丝绸之路”为代表的考古叙事或者说艺术化呈现的价值可能会更高。李政道先生一直主张我们大家谈的科学与艺术分别是两个领域，这两个领域不是完全对立和隔阂的。很多科学家都主张把这两者结合起来，真正实现互补。过去我们讲传统的时候有一个观点——人们的一种习俗、一种文化，只有流传到今天还在起作用的时候才真正具有真正价值。如果对今天没有作用的话，那么它只能是一个古纸堆里的东西。如果我们相信人类的文化是一步一步积累起来的，那么，积累到今天就会有两个留下来的东西，一个是活着，一个是潜伏者。就像是我们基因中间有一部分一直处于睡眠状态一样，一旦有一种条件把它激活了，那么过去的那个东西就出现了。我们的小说家能够恢复过去的场景，去设想过去场景的时候，我想它也不是完全是一种幻像。可能小说家是第一个先唤醒了那个已经沉睡了基因的人。如果这个道理成立，那么我们考古小说作为一种科学叙事，就有着它的立论的基础。

　　我校学者冯玉雷，这些年在这个方面做了很多的尝试。冯玉雷小说创作背后有充分的考古学和民俗学研究成果的支撑，在小说叙事中灵活运用大量考古遗产和文化遗存。实际上，冯玉雷的敦煌小说、考古小说也折射出当代丝绸之路文化如何体现当代价值的重大问题。丝绸之路不仅承载着历史，还肩负着中国与欧亚各国共迎国际化时代的现实使命，在“一带一路”倡议背景下深入研究丝绸之路(敦煌)文化，创作出有学术内涵和文学特质的文艺作品意义重大。冯玉雷多年来研究丝绸之路文化，已经出版《敦煌百年祭》《敦煌·六千大地或者更远》《敦煌遗书》《禹王书》等丝绸之路文化题材小说及影视剧本《失踪的女神》《飞天》等。近来又创作了长篇小说《野马，尘埃》，冯玉雷在创作这部小说之前通读法国汉学家戴密微名著《吐蕃僧诤记》，它依据的材料是“前河西观察判官、朝散大夫、殿中侍御史”王锡为佛教史料《顿悟大乘正理决》所做序、两份给吐蕃赞普上奏的草稿、大辩论汉文档案及摩诃衍呈交赞普的三道表章，另外还有大量有关唐蕃关系的敦煌汉文文书。这些史料因储存于敦煌藏经洞而得以保存下来。《吐蕃僧诤记》译者耿昇先生是我国中外关系史研究的代表性学者，他在西域史、法国汉学史、中西文化交流史、丝绸之路史、中亚史、敦煌学、吐鲁番学等方面的大量译著是丝绸之路文化遗产的重要组成部分。除《吐蕃僧诤记》，冯玉雷还认真学习其它相关敦煌文献和几代敦煌学家的研究成果。

《大禹治水》王辅民

　　2020年，《大家》第1期从《野马，尘埃》中撷取一部分发表《敦煌之围：虚幻与非虚幻》，并且将冯玉雷作为封面人物。2021年1月，《野马，尘埃》由太白文艺出版社出版。法国著名汉学家汪德迈教授及著名评论家李敬泽、孟繁华、李继凯、王春林、谢有顺、刘大先、周明全等联袂推荐。汪德迈教授为小说题词：“这是中国唐代历史上的一次狂野的驰骋。”伦敦大学、四川大学教授赵毅衡先生说：“这是西部文学重新兴起的新高峰。”敦煌学家、长江学者郑炳林教授认为“当今世界，更需要优秀文化文学成果春风化雨，慰藉沟通人们的心灵。”敦煌学家柴剑虹教授说：“文明交汇，正是小说《野马，尘埃》的主题。”上海交通大学神话学研究院叶舒宪教授如此评价：“登昆仑兮食玉英，笔底涌波澜兮，气象万千！”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学与人类学研究所易华研究员评介说：“野马尘埃，元气澎湃，虚实相生，非凡创造。”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研究员谭佳说：“神话叙事，大气磅礴，融历史情怀于浪漫想象中，一部成功的学者型小说。”2021年《中国社会科学报》1月29日第8版特别摘选、刊发张俊宗、李继凯、韩高年、李生滨、马振华、杨华、马粉英等学者评论文章。冯玉雷在玉文化考察和研究基础上创作完成长篇小说《禹王书》，《大家》2018年第6期发表8万字的缩略本，全本今年将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郑欣淼、李继凯、胡秉俊三位先生撰写序言，郭大顺、李敬泽、叶舒宪、陈星灿等考古学家、人类学家、作家撰写了推荐语。这标志着冯玉雷在玉文化和考古小说创作中取得了可喜的成果。

　　冯玉雷另一部反映古老玉文化发生、发展和传播的中篇小说《熊图腾》2021年在《大家》第6期发表。冯玉雷文化考古小说创作值得重视。

河源，昆仑，玉

　　李学勤先生在为《遥望星宿：甘肃考古文化丛书》撰写的总序中指出，甘肃在中国考古学和考古学史上具有特殊重要的地位，中国历史文化早期的一系列核心疑问和谜团恐怕都不得不求解于甘肃。敦煌学、简牍学(或简帛学)的源起都离不开甘肃；近年来考古、研究证明，与华夏文明有直接关联的玉文化，也离不开甘肃！

　　其中最具象征意义的是玉文化名山：昆仑山。在古代神话传说中，昆仑山是宇宙中心，其山多玉，山因玉灵。《山海经》中出现“玉”字248次，加上各种玉石、玉器的别称不下300次，有127处产于此山。《海内北经》《大荒西经》都说西王母在“昆仑虚北”或“昆仑之丘”，而《西次三经》称西王母所居为“玉山”。《山海经》中有一段黄帝食玉种玉的故事，叙述了黄帝食玉膏和种玉的神话。袁珂认为黄帝兼有部落酋长形象和上帝形象，可人神共祖，他开启了食玉的神话。传说黄帝、尧、舜之时，居住在昆仑山的西王母向他们觐献玉环等。公元282年，河南汲县一座古墓中发现古简记载周穆王与西王母交往故事，被命名为《穆天子传》，记载穆王一路西行来到昆仑山北麓，进入西王母领地，赞昆仑为“唯天下之良山，瑶玉之所在……于是取片版三乘，载玉万只而归”。周穆王还在几个大规模采玉、琢玉部落停留，当地部落纷纷拿出最好的玉石敬献。周穆王访问过的诸多琢玉部落消失在历史长河里，单遗留下来的数量惊人的砺石器证明昆仑山与天山之间曾经是由许多大小不等专事玉石加工部落组成的大作坊，成品或半成品玉器向东西方输出，主要输向东方。中国人很长时间都把这个记载当成小说来读，遮蔽了背后隐藏有关玉器加工、输出的大量文化信息。

　　从玉石分布地段可以看出汉代以前玉石产地主要集中在以于阗为中心地段的昆仑山脉中段，张骞出使西域时，于阗已成为昆仑山美玉最重要集散地。古代昆仑山北麓各产玉国，古籍中有不少关于昆仑山产玉国向中原政权贡献玉石记载。西汉初期，昆仑山产玉国向西汉王朝贡玉，目的是修缮政治、贸易关系，稍后，以贡玉形式表达成为属国诚意。公元前60年，西汉王朝在西域轮台设立西域都护府，之后，昆仑山诸国皆作为地方政权向西汉中央政府贡献玉石。

　　昆仑山被定为今新疆地区乃为汉朝，前人对文献记载中的“昆仑山”地望观点不尽相同。有学者研究认为，甘肃河西走廊3处玉矿遗址考古发掘和相关研究证明，史籍所载“昆仑山”很有可能实际上是指敦煌三危山。《尚书》的《尧典》和《禹贡》里也有关于三危山的记录，《禹贡》记载：“黑水、西河惟雍州，弱水既西……至于猪野。三危既宅，三苗丕叙。厥土惟黄壤，厥田惟上上，厥赋中下。厥贡惟球、琳、琅、玕。”这个记载表明当时的人们就已经熟知雍州最西端的三危山，并且知道其地盛产美玉。球琳琅玕是指代地方美玉名称，《尔雅·释地》云：“西北之美者，有昆仑虚之球琳琅玕焉。”郭璞据《说文解字》注解说：“球琳，美玉名。”“琅玕，状似珠也。”叶舒宪先生据此文献认为：“三危山一带就是古代的昆仑虚所在，当地特产美玉原料和珠状的玉石。”如今，这个记载被三危山旱峡山谷中透闪石美玉实物所证明是真的，其意义非同小可。至少可以确信一点：早在张骞通西域和西汉王朝设立河西四郡之前很久，中原华夏人已经非常明确地知道敦煌三危山一带的山河地理和特殊物产了。

　　历史上很长一段时间，古人曾执着认为黄河的源头在昆仑山。《史记·大宛列传》记载：“汉使穷河源，河源出于寘(阗)，其山多玉石，采来，天子案古图书，名河所出山曰昆仑云。”于是，前人坚信源出昆仑山的水流到罗布泊，然后在积石山流出地面形成黄河。屈原组诗《九歌》中《河伯》体现出楚早期同黄河关系；《离骚》两部分都写到昆仑。徐旭生曾经考证古昆仑丘是现在的青海高原。《九歌》为楚宫廷祭祀神灵之歌舞辞，《河伯》主祭者以河伯知音的口吻唱：“登昆仑兮四望，心飞扬兮浩荡。”祭黄河之诗体现着一种群体记忆，这同楚人对昆仑山的回忆留恋一致。楚辞研究专家、西北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赵逵夫先生在《青海“於菟”舞是上古昆仑文化的遗存》(《青海社会科学》，2020年第4期)中说楚人同黄河、昆仑的关系在春秋战国时代已经存在。

　　黄河与昆仑究竟是怎么联系到一起的？

　　纽带还是玉文化。20世纪20年代开始，中国文明探源经历“仰韶文化西来说”、“仰韶文化和龙山文化东西二元对立说”、“中原中心说”和“多元一体说”。20世纪90年代，考古学家苏秉琦则提出“满天星斗说”，认为距今6000年左右，从辽西到良渚，中华大地的文明火花如满天星斗一样璀璨，这些文化系统各有其根源，分别创造出灿烂的文化，它们之间的最大共同点就是对玉的崇拜。考古研究证明，华夏先民凭借雕琢玉器来达到通神、通天的神话梦想，并构建出一套完整的玉器礼仪传统。这个过程中，西北的齐家文化起到重要推动作用。自1924年安特生发现齐家坪遗址以来，迄今在甘肃、青海、宁夏等省区发现齐家文化遗址1500多处，其中甘肃境内发现遗址1000余处，青海省境内发现450余处，宁夏境内发现10余处。朱乃诚《齐家文化玉器所反映的中原与陇西两地玉文化的交流及其历史背景的初步探索》统计，迄今发现齐家文化玉器数量在3000件以上，经文物部门调查、发掘及征集的玉器大约有千余件，器型种类大约有20多种。还有为数不详的玉器在民间收藏或流失海外。这些玉器大多在齐家文化分布区内制作，少部分为外部输入。与较早的红山文化、良渚文化玉器相比，齐家文化玉器朴实厚重，粗犷大气，大多是透闪石软玉，莫氏硬度在6—6.5，来源多系就地取材。近年来，考古学家、文化学者在甘肃武山、积石山、马衔山、祁连山等地都发现有玉矿或玉作坊遗址遗存。2011年来，又在河西走廊西部连续发现和考察发掘马鬃山河盐湖径保尔、寒窑子和敦煌旱峡三处重要玉矿和玉作坊遗址，为研究中原玉料来源提供了坚实的考古学证据，河西走廊西部作为中国重要玉料资源区和战略地位因此得以证实。齐家文化接受东方玉器崇拜观念，大量生产以玉璧、玉琮、玉斧为主的玉器，成为夏、商、周三代玉器的重要源头，同时，齐家文化因占据河西走廊特殊地理位置，将优质玉料输入中原地区，开启商、周两代统治者崇拜和田玉的先河。齐家文化在我国五千年文明史开启阶段东西文化交流过程中起到过举足轻重的作用，尤其是玉器向社会礼制转化过程中发挥过重要作用，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见证了夏王朝的诞生过程。

　　《尚书·尧典》及《史记·五帝本纪》记载尧时舜曾“窜三苗于三危”。考古学家杨建芳先生在其文《“窜三苗于三危”的考古学研究》(《东南文化》1998年第2期)中说尧舜时期约当公元前23或22世纪，这个时期落入河南龙山、陕西龙山、山西龙山(陶寺类型)、山东龙山、齐家、石家河、良渚等新石器时代末期或铜石并用时期文化的年代范围，亦即属广泛意义的龙山时代。就是说，尧舜时期黄河及长江流域存在着上述各种史前文化。其中石家河文化被认为是三苗文化。将陕西龙山、山西龙山和齐家等文化的遗存进行考查发现：一些玉石陶器和某些信仰与习俗同石家河、良渚二文化颇为相似甚或相同。龙山时期(相当于尧舜时期)长江流域曾有一部分居民迁徙至西北地区。他们在那里虽已融入当地土著民族但仍或多或少保留原有的信仰并继续制作一些传统的玉石陶器。那次移民与“舜窜三苗于三危”的传说相符。

　　冯玉雷发表在《中国艺术报》中的文章《玉石之路、昆仑神话及玉门关》(2021年8月16日)中说：“古人曾认为黄河的源头在昆仑山。《史记·大宛列传》记载：‘汉使穷河源，河源出于寘(阗)，其山多玉石，采来，天子案古图书，名河所出山曰昆仑云。’于是，前人坚信源出昆仑山的水流到罗布泊，然后在积石山流出地面形成黄河。从司马迁、班固到清代乾嘉学派的史地学家，都对罗布泊是黄河真正源头的说法深信不疑。从‘想象的昆仑’到‘想象的黄河源’，折射出中国人内心深处的玉文化情结。中国人把黄河视为孕育中华文明的母亲河，但由于史前人类缺少灌溉技术，黄河的意义不在水利而在交通，她把广袤的内陆河文明区与外流区联结起来，让华夏民族与外界有了交流互动。……如此看来，‘黄河母亲’最初的文化底色应该是文化交流；黄河贯通青藏高原、大西北及东部地区，把外流区与内流区连接起来，成为人类早期进行远距离物质文化交流的大动脉、大通道，这条大通道上运输的重要物质主要是玉石。因此，便有了与玉石紧密结合的昆仑山神话系统——那是内地人对外来文化的期望和想象。”

　　从学术角度而言，这个结论可能还得深入论证；但从文化情结来说，我非常赞同这个观点。

积健为雄，生生不息

　　黄河之水昆仑来！

　　神话传说，文学表现，周穆王、汉武帝西巡，张骞通西域，丝绸之路上的文化交流，历代高僧西行求经，到清末民初，以及中瑞西北科学考察团等个人或学术团体开展的考察活动，演绎着宏大的华夏文明进行曲。

　　西北师范学院在民族存亡关键阶段西迁黄河上游，披荆斩棘，砥砺前行，发展至今的光辉历程应该是最雄浑的篇章之一。兰州地处内陆，位于青藏高原、内蒙古高原及黄土高原之间，丝绸之路文化、黄河文化、长城文化在这里交汇。西北师范学院黄河之滨、桃花园中的简陋房屋，经过120年发展，成就卓著。与以往所有“西游”“西行”“考察”活动最大的不同是，西北师范大学扎根在黄河北岸，研究学术，教书育人，主动承担起华夏文明传承创新的职责。2021年4月24日，我在西北师范大学举办的冯玉雷小说《野马，尘埃》首发式暨研讨会开幕式致辞中说：“文学创作是传承、发展丝绸之路(敦煌)文化遗产及研究成果的重要方式，在即将迎来中国共产党建党100周年和西北师范大学建校120周年的特殊时刻，学校《丝绸之路》杂志社社长、主编、作家冯玉雷出版长篇小说《野马，尘埃》一书，既是对习近平总书记在敦煌座谈会上讲话精神的落实，又是给中国共产党建党100周年和西北师范大学建校120周年的庄严献礼，也是西北师范大学华夏文明传承创新科研平台集群建立后的重要收获！《野马，尘埃》出版后引起文学界、美术界、考古界、敦煌学界等人文社会学界专家学者的关注，赵毅衡、叶舒宪、万明、李继凯、李晓红、肖美鹿、易华、白烨、王见、马永强等学者和评论家纷纷撰写评论，给予了很高评价。应该说，冯玉雷的文学创作态度和成果，折射出了西北师范大学的深厚的人文底蕴和不懈的奋斗精神。作为一名西北师大人，冯玉雷自觉自愿，默默无闻，努力践行西北师范大学‘知术欲圆，行旨须直’的校训精神，延续了西北师大优良的文学传统和‘百年师大，世纪中文’的美誉。”“冯玉雷系列敦煌小说在挖掘、探源华夏文明和历史发展脉络方面作出了积极探索。我相信，小说的出版，在推动我校师生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敦煌研究院座谈会’上的讲话精神，加强文艺评论、文艺理论的研究，传承、发展具有甘肃特色和兰州特色的传统文化，努力引导广大文艺家讲好中国故事，挖掘本土文化，创作出积极向上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文艺精品等方面都将起到积极作用。”

《山高水长》王安民

　　冯玉雷的文学创作活动，仅仅是西北师范大学发展历程中的一朵浪花。他听从我的提议，面向全校本科生开设公选课《中国玉文化》，以期加强玉文化研究、传播、传承。其他同仁也都从各自专业出发，兢兢业业，为了学校的发展竭忠尽智，令人感佩！华夏文明，生生不息。西北师范大学波澜壮阔的发展历程正如涓涓细流汇聚成滔滔黄河，积健为雄，奋斗不息！黄河之水昆仑来！

　　我相信，西北师范大学将在新时代继往开来，传承创新，能够做出新的贡献！

　　（完）

　　（该文首发于文学双月刊《大家》2022年第4期，《丝绸之路》杂志2022年第3期转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