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时期旅甘人士探访过的“陇原特色景点”

　　原标题：抗战时期旅甘人士 探访过的“陇原特色景点”

今日之天水南郭寺。网络图片

抗战时期的国立第十中学旧影。 引自《清水县志》

今日之高台骆驼城遗址（局部）。引自《张掖文物》

　　抗战时期，甘肃作为大后方，不仅其政治、军事、经济地位上升，而且随着人口流动和舆论关注度提高，诸如莫高窟、嘉峪关、兰州黄河铁桥这样的热门“打卡地”亦屡屡见诸报端和时人游记。除此之外，不少在甘工作和旅行的外省人士，亦时不时发掘出古丝绸之路上一些以往不太为外省人甚至本省人所知晓的特色景点，并将“探班”体验留诸文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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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故事先从天水讲起，讲述人是国立第十中学首任校长许逢熙。全面抗战爆发后，官方陆续组建若干国立中学，接收流亡学生就读和生活。其中国立第十中学于1938年在天水筹建，后迁至清水县。该校校歌有云：“渭水之湄，关山之阳，是伏羲的故里，黄帝的家乡。肇汉族五千年文明，开中华九万里边疆。我来自东，负笈此方，缅怀先贤，追念前王……”纸上得来终觉浅，绝知此事要躬行，许逢熙身体力行，在天水访幽寻古，颇有心得。

　　杜甫《秦州杂诗》中曾作《南郭寺》一首。许逢熙在天水期间专程寻访之，据其著《陇游心影》一书载，“南郭寺至今尚在，由天水南郊，隔河可以望见。寺中泉水甘洌，景物清幽。”许逢熙在南郭寺“低徊久之”，认为杜甫当年在秦州寓居南郭寺一事“当属可信”。同时触景生情，引述杜诗：“山头南郭寺，水号北流泉。老树空庭得，清渠一邑传。秋花危石底，晚景卧钟边。俯仰悲身世，溪风为飒然。”认为“不惟诗中景物无殊于今，即身世之感，后之游者亦相同也。”此外，许逢熙寓秦州期间，还曾实地考察过李广墓。墓在天水东南郊小丘之上，“四周围以土墙，无殿宇林木，惟南向一门，额曰‘飞将军’而已”。

　　教务之余，许逢熙亦曾赴西和县，考证祁山堡即诸葛出师之地，“土丘一座而已”。值得一提的是，他主张透过现象看本质，不能仅凭名胜古迹外表破败而低估其价值；尤其是甘肃境内古迹，虽其貌不扬，但底蕴深厚。以诸葛亮出祁山为例，他指出：“夫孔明祁山六出，千古传为美谈，不知者无不想像祁山之雄伟险峻，实则不然”。西和祁山堡“既无泰山之高，亦无黄山之险，复无庐山之秀。人特以诸葛之故，而重视之耳，所谓‘地由人传’也”。他着重强调，只有明白这一点，“始可与言甘肃之名胜”。诚哉斯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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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的清水温泉省内外闻名，但在抗战时期却“养在深闺人未识”。国立第十中学迁至清水县后，许逢熙曾专程前往“探班”。据《陇游心影》载：“清水县东，去城二十里，有温泉寺，已倾颓。今所存惟后殿三楹而已。但寺内温泉犹在，冷暖适宜，含硫磺质颇多，以疗肤疾，无不愈者。”地方当局曾在温泉边建房五间，中间砌大池，引泉水注入，“以为邑人休沐之所”。但当地百姓似乎对此兴趣不大，据许逢熙推测，可能是生活习惯使然，“惟陇人以气候燥爽之故，平日不喜沐浴”。

　　许逢熙毕业于美国哈佛大学，到甘肃就职之前，走南闯北，见多识广，尤喜泡澡，“阅”泉无数，属于资深温泉爱好者，但在清水温泉爽过之后，顿觉国内其他温泉“六宫粉黛无颜色”。用他自己的话说：“计余平生所试之温泉，在南京有汤山温泉，在湖北有应城温泉，在安徽有黄山温泉，在四川有北温泉南温泉，在河南有鲁山温泉，在陕西有华清温泉，在云南有晋宁温泉。其泉水均不能超出清水温泉之上。”与此同时，许逢熙也指出，国内其他温泉虽然水质不如清水温泉，奈何名气甚大，“类皆轰轰烈烈，游人竞集”；相较之下，清水温泉属于地道的“小众”景点，“既不为世人所称，亦不为邑人所用，伏处岩穴，孤芳自赏”。但清水温泉这种“门前冷落鞍马稀”的状况，在国立第十中学落户清水、特别是许校长“探店”之后，很快得到改观。许校长秉承“独乐不如众乐”之理念，组织全校师生千余人，“每日于课余，分班至温泉沐浴，少长咸集，往来如织”，场面蔚为壮观；许校长本人“与二三知己，亦常涉足其间”。清水温泉“昔日为荒凉之区，骤成热闹之乡”。

　　抗战初期的兰州，有一处在抗战前就被“驴友”青睐的景点，这就是陇右名山——兴隆山。1939年夏，成吉思汗陵西迁奉安于此，更为兴隆山增添了不少历史文化底蕴和人气。外省旅甘人士每至兰州，但凡时间允许，大都前往观览。记者赵敏求在《成陵私祭》一文里，详细记录了其于1939年深秋的兴隆山之行。初至名山，其便为兴隆山的优美生态所震撼，“山上景色极幽，据说春天是山花满径，夏天是翠碧迎人，秋天是红枫黄叶，冬天是白雪青松。”同时指出那些戴着有色眼镜看西北、以为甘肃皆为不毛之地的人大错特错，“这是一个足以叫说‘兰州附近的山不能长草木’的人打嘴的所在”。记者游山之时，秋意正浓，“红枫黄叶，相映于蔚蓝天空之下，满怀俗尘，不觉随松风已俱去，的确是一个好所在。”

　　值得一提的是，赵敏求记者作为成灵奉安兴隆山后较早前往“探班”的媒体人，留下的文字颇具史料价值。成吉思汗灵柩所在的正殿，“三面围以黄绫，地上铺着毛毡，正面黄绫幔子低垂”。据这位记者观察，灵柩是银质的，形式很像箱子，因年代久远，色已灰暗，“据说箱中套箱，各有三层”。当时瞻仰成灵者，皆须“缓步入殿，脱帽默立”。灵柩前有成吉思汗戎装背剑像，“观之令人百感丛生”。灵柩前插有军旗四面，并放有一庙形大铜盒，内立两把神剑和一柄神矛。另据记者了解，随灵赴甘的护陵队员共36人，中央政府对其极为优待，除了发放安家费，还按月发饷。

　　记者对于成灵奉安兰州兴隆山大大点赞，认为“在这个名山中厝置名王的骸骨，自是一件极有意义的事……使我同胞，更密切地携起手来，打破日寇分化中华民族的阴谋，而求中华民族之自由独立。大汗有知，当凭式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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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抗战时期，千里河西走廊为许多“驴友”所向往，或因研究、开发西北之需，或因体验祖国大好河山之愿，纷至沓来。有的“驴友”不差钱或为赶时间，多乘飞机或汽车，但这样多少有走马观花之嫌。对于资深“老驴”们来说，骑着骡子、伴着驼铃游河西，才是正解。如此一来，不少鲜为人知的古迹，也被写进了游记里。譬如高台骆驼城遗址，当年就是一处人迹罕至的冷门景点，在署名天涯游子的“驴友”及同伴笔下，此地不仅是访古好去处，更上演了一出颇有西部片色彩的“骆驼城惊魂夜”，令其印象深刻。

　　据其所著《甘肃省旅行记》（后收入中国旅行社1943年编印之《西北行》一书）一文记载，作者一行人离开高台后，第一站就到了名为骆驼城的古代荒城。今天的考古证据表明，骆驼城始建于东晋；当时据土人传说，这是蒙古人统治甘肃西北年代时遗留下来的古迹，“骆驼城是蒙古王金吐罗全盛时代的中心地区，他那时是蒙古民族的统治者，灭亡于六七百年之前。这是我们第一次看见的大荒城”。众人对此极感兴趣，仔细描绘了骆驼城遗址的保存状况：“泥块筑成的城墙依然危立在那里，显出古时人民居留地方的大小来，但现在没有完全倾圮的房屋，已只存了一座庙宇及一间偏房。里面住着一对年老的夫妇”。然而，对于地方百姓来说，骆驼城遗址并非因历史悠久闻名，已经沦为强人啸聚之所，“这儿是一片荒凉地区，出名是山贼出没的所在。车夫们从来没有一个愿意在此过夜的。”但因人马俱疲，作者一行人决定“不避任何危险”，在此过夜。“我们在那破庙的荒场之上散步，忽然看见一座小神龛的角落里躲着两个人打瞌睡，头底下都枕着饱满的钱袋。”发觉有人来后，两人迅速溜走。作者一行询问了老夫妇后得知，这两人不知来路，已经在此躲藏了两天。作者等人开始还不以为意，又走到附近的驼队营地“喧关”喝茶，尽欢而散。等他们回到自己的宿营地时，却被骡夫们告知，已经获得确切风声，前面溜走的两人，怀疑是河西绿林道上望风的兄弟，今晚骆驼城一定会有强人前来打劫，“骡子已经装配完竣，我们必须在天黑之前赶急前行”。用作者的话说，“我们的解释与争辩全然无用，于是只好克服自己的疲劳，随着他们登程前进，今天晚上睡眠的机会，显然是没有的了。”

　　牛津大学学者芮纳·米德(Rana Mitter)在其关于中国抗战史的名著《被遗忘的盟友》一书里深刻地指出，抗日战争使得许多中国人进行了史所罕见的大迁徙，在动荡岁月里重新认识了自己的国家。抗战时期，各路旅甘人士笔下对于陇原特色景点的记录，不仅保存了相关名胜古迹珍贵的第一手史料，为战时宣传推介甘肃作出了一定贡献，同时也使更多人认识到中国西北特别是甘肃历史文化的多元面相，进一步厚植了家国情怀。

　　奔流新闻·兰州晨报特约撰稿 史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