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甘快看】面对面｜樊锦诗：心归处是敦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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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樊锦诗，敦煌研究院名誉院长。1963年，她从北京大学历史学系考古专业毕业来到敦煌，一待就是59载春秋。坚守大漠的半个多世纪里，樊锦诗获得过很多荣誉。2019年，她被授予“文物保护杰出贡献者”国家荣誉称号，在28名国家荣誉称号获得者中，她是唯一入选的文物行业代表。《面对面》特别推出《共和国功勋人物》在敦煌专访了樊锦诗。

　　编撰一百卷敦煌石窟考古报告

　　七年前，也就是2015年，樊锦诗卸任敦煌研究院院长职务，但她退而不休，几乎把全部的精力都放在了敦煌石窟考古报告的编撰上。她主持编撰的一百卷敦煌石窟考古报告，如今第二卷正在编写中。编制敦煌石窟考古报告，这是樊锦诗从北大毕业前，老师给她布置的任务。然而，要给敦煌数百个洞窟做全集记录性考古报告，无疑是一项艰巨浩繁的系统工程。

　　留存至今的洞窟，远则1600多年，近则800年，相互之间既有关联又各呈特色，多卷本《敦煌石窟全集》考古报告涉及莫高窟492个洞窟，如果编排不当，会造成整个考古报告的混乱和重复。这项浩瀚的世纪工程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只有樊锦诗一个人在做。

　　樊锦诗：按时代，先有曾祖父、祖父、父亲、儿子，所以我就按这个，最早开的洞最早做，我就按时代来。四百多个洞总不能出四百多卷，所以我们几个洞合成一卷。最后编编，九十九还有总卷，正好是一百卷。

　　科技的发展促进了考古测绘方法的创新，借助三维激光扫描测绘技术，考古人员得以获取更为准确的测绘数据。2011年，多卷本《敦煌石窟全集》第一卷《莫高窟第266-275窟考古报告》正式出版，这是国内第一本具有科学性和学术性的石窟考古报告，报告综合考古、美术、宗教、测绘、计算机、摄影、化学等人文和自然学科领域的研究成果和技术编纂而成，为国内首次。

　　百卷《敦煌石窟全集》考古报告是樊锦诗在敦煌最初也是最后的使命。目前，历时10余年编写、30多万字的《敦煌石窟全集》第二卷《莫高窟第256—259窟考古报告》正在进行出版前最后的修改。

　　记者：一百卷这要写到什么时候是个头，您觉得能写到多长时间能写完，大胆地想？

　　樊锦诗：得花个几十年，一百年不会，花个几十年。

　　记者：您能开个头，但是可能您看不到结束了？

　　樊锦诗：那我肯定看不到了，我要看结束干什么，我把头开了就行，我不可能活到那个时候，就把头开了就行，我一定相信一代胜过一代。

　　让莫高窟“青春永驻”

　　在来到敦煌最初的那段日子里，樊锦诗就遇到一件棘手的事情。随着经济和旅游的快速发展，游客量逐年攀升，社会对莫高窟提出了各种想法和要求，企图在保护范围内搞开发建设，给保护管理带来了很大的挑战和压力。为了保护莫高窟，樊锦诗把《文物保护法》和《旅游法》全部研究了一遍。

　　1977年，樊锦诗担任敦煌文物研究所副所长，她首先为南区492个洞窟编制了492本科学记录档案，每本档案里至少有6张记录照片。正是在编制这份档案的10年里，樊锦诗目睹了敦煌石窟文物在衰变、退化。千年风沙侵蚀，年年病害损毁，莫高窟这个世界级文化遗产能保存多久？它怎样才能经得住时光的雕琢？面对这一切，樊锦诗忧心忡忡。

　　樊锦诗：我要想办法不让它退化，它的信息我保存下来，信息保存下来我想用照片。照相的人跟我说，胶卷会变质的，照片会变色的，那怎么办？我一看电视台不是在录像，我拿录像，录人家说会消磁的，我说那就没招了，眼看它就坏下去吗？所以就急，做梦有时候也在想。

　　樊锦诗继续探索让莫高窟“永葆青春”的方法。随着时代的发展，数字技术的出现让她敏锐地意识到机会来了。樊锦诗的想法得到了甘肃省科委的支持，省科委专门为敦煌研究院立项拨款30万元，用于敦煌石窟数字化档案建设试验。

　　1998年，敦煌研究院与美国芝加哥的西北大学合作，引进了利用轨道、平行移动相机机位、散点透视的覆盖式壁画图像采集和图像拼接相结合的壁画数字化方法。

　　2006年，敦煌研究院组建了自己的专业工作团队，成立了数字中心，与国内外科研机构合作攻克一个又一个技术难题。针对敦煌石窟的特点，技术团队做了改进，一方面，放弃了胶片相机，改用刚刚诞生的数码相机；另一方面，根据洞窟大小不一、形制多样，设计定制了四种规格尺寸的轨道和配套附件，可灵活组装拆卸，满足不同空间内的工作需求。

　　在樊锦诗的主导下，莫高窟迎来了一个全新的时代，洞窟里的佛像、壁画通过数字化手段搬到了室外，实现了永久保存。莫高窟数字展示中心建成，通过“总量控制、网上预约、数字展示、实地看窟”的旅游开放新模式，实现了文物保护和旅游开放的双赢。

　　考古伉俪共守敦煌

　　成就樊锦诗的，除了她自己半个多世纪的坚守和付出，还有她的先生彭金章。樊锦诗和彭金章是大学同班同学，大学时，彭金章是班里的生活委员，办事有责心任，又热心诚恳，同学们都亲切地管他叫“大臣”，而樊锦诗却调皮地管这位像兄长一样的同学叫“老彭”。

　　毕业分配时，樊锦诗到了敦煌，彭金章则去了武汉。对于莫高窟和武汉大学而言，樊锦诗和彭金章是两个不可多得的人才，两地都不愿放人。双方展开拉锯战，都希望对方做出让步。

　　最终，彭金章放弃了在武汉大学的商周考古教研事业，在年近半百之时，从零开始，陪妻子扎根大漠。丈夫的到来，不仅安定了樊锦诗的心，更为她在敦煌的事业提供了不少帮助。

　　那时候，敦煌文物研究所已经扩建为敦煌研究院，樊锦诗任副院长，继续从事文物保护工作，彭金章则改行佛教考古，开始主持莫高窟北区石窟两百多个洞窟的清理发掘工作。经过16年的发掘、研究和编撰，他撰写的100余万字考古报告《敦煌莫高窟北区石窟》正式出版。

　　然而，先离敦煌而去的，是丈夫彭金章。2008年，彭金章被确诊为直肠癌，经过手术和治疗，基本恢复了健康。但命运并没有给他太多轻松的时光，2017年，他又被确诊为胰腺癌。

　　6个月的治疗过程，樊锦诗几乎每天来往于旅馆和彭金章的病房，但终究无力回天，2017年7月29日，彭金章离开了人世。他扎根大漠31年，为中国留住了1600余年文化遗产的珍贵档案。他和樊锦诗“相识未名湖，相爱珞珈山，相守莫高窟”，用余生成全了自己的事业和爱人。

　　樊锦诗：我跟两个儿子说，你妈真的非常对不起你爸，没想到他82岁就走了，你们两个你妈也是没管，他们两人不让我说，妈，你别说这话，我们没觉得你对不起我们。

　　记者：自己爱的人远去了，您会觉得孤单吗？

　　樊锦诗：老彭一走，我觉得空荡荡的，有时候忘了晚上关门，我说糟糕了，老彭在睡觉，怎么这么响？再一想不对，老彭不在了，经常会这样想。2018年春晚，我说老彭咱们要过春节了，嘴巴这么说，一想，不对，老彭走了，我说那我也要跟他过，我说咱们俩一起看春晚，我抱着照片，觉得他在，他始终在我旁边。这个地方很安静，我到这个地方，安下心来，好像这是我的家，再加上老彭也是在这，所以我始终觉得这是我的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