培育黎明——论艾黎精神在新时代技能甘肃建设中的重大现实意义
丝绸之路,河西走廊,瀚海驼铃,飞天乐舞……种种关于西北的传奇,曾经是文人墨客笔下的情怀,是乐师舞姬丝竹间的迤逦,更是商队僧侣脚下的远方和无数人一生都难以企及的梦想。秦砖汉瓦铺就了一个华章盛世,惊艳世界并令人垂涎;金戈烽烟铸就的民族魂,在黄沙百战中用热血酿成葡萄美酒;草长莺飞的是江南偏安,青山埋没的则是边关残月。从繁盛走向衰败,两千年说长不长;而从残破中崛起、屹立,到巍峨挺立光芒万丈,一百年说短不短。
近代起,炎黄儿女历经外族欺辱,数度面临生死存亡备受凌虐的民族危机。从鸦片战争到甲午战争,再到八国联军侵华,以及后来的抗日战争和抗美援朝,一次次守卫反抗,都是中华儿女备受压迫欺凌下的舍命以搏,我们今天的强盛亦是革命先烈抛头颅洒热血换来的欣欣向荣。
因此,“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便成了新时代的主旋律与时代精神。这还不够,在世界上,还有不少人民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这才有了2013年共建“一带一路”的伟大构想,和2015年“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宏大理念。习近平总书记之所以提出这两大倡议,其首要主旨就是促进世界和平与发展。“不要战争共同发展,持续繁荣长治久安”是中国人民共同的愿景,也应该成为全世界人类的共识。
正所谓“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军国主义、霸权主义、资本主义的重重枷锁下,共产主义、社会主义、国际主义应运而生。在这个世界上,永远都不缺乏偏执疯狂的掠夺者,就不可避免地涌现出坚持正义的战斗者;有狭隘自私的占有者,更少不了博施济众的奉献者。曾经硝烟弥漫尸横遍野的战场上,许许多多志士仁人眼望黑暗祈盼黎明,坚信正义不会缺席、胜利属于人民,但他们再也看不到朝阳蓬勃、物华冉冉了,而那些战火里幸存下来,陪伴着新中国站立崛起昂首阔步的先辈,是历史遗留给我们的精神财富。
在等待黎明重生的黑暗中,与中国人民一起并肩守望的,还有来自国际主义友好人士的力量。一大批国际主义战士,跨越千山万水来到中国,帮我们捡拾信心、共建家园。他们中,很多人都长眠在了中国的土地上,用人间大爱与满腔赤诚,为我们点亮黎明贡献出了宝贵生命。譬如路易·艾黎和乔治·何克。
路易·艾黎是新西兰人,1927年第一次踏上中国土地,正是而立之年。当他站在上海码头举目打量这个传说中的东方古国时,充斥心扉的一定是兴奋与好奇,说不定还有很大成就感。因为,在那个时代能够远涉重洋抵达东方第一大国,是所有西方旅行者心目当中最有意义的探险,也是他们骨子里西方浪漫主义和理想主义的体现。原定计划里,路易·艾黎的这次中国之行只有三个月。就跟我们现在出国旅游一样,他怀揣新奇走进了上海的十里洋场。彼时的上海是中国最繁华热闹的大都市,是几大西方国家瓜分了作为安乐窝的租界。在租界里,形形色色的外国人与土生土长的中国人,一起生活在这座城市,夜夜笙歌灯红酒绿属于上流阶层,也就是那些靠剥削压榨同胞而发家的资本家,和高人一等的“洋人”。
艾黎是地道的“洋人”,所以他理所当然享有特权,在中国土地上,没有谁敢对“洋大人”不敬。所有来华的外国人,从来都觉得这是理所当然的,用自家战舰火炮夺到手的胜利果实,不拿来享受岂不暴殄天物?因此,只要艾黎愿意,他就能够轻而易举在上海谋得一份薪水丰厚的工作。这样的局面,用现在的流行词叫“躺赚”。事实亦是如此,三个月的短暂驻足变成了长居中国,艾黎在上海公共租界工部局出任防火小队长、工业督察长等职,一干就是十年。在此期间,他目睹了许多不平等的社会现象和中国工人遭受剥削、压迫的悲惨情景。未成年童工劳累而死,最后的归宿是一只破麻袋和垃圾堆;纺织厂女工既要承担超负荷工作量,还要忍受工头欺辱。大上海纸醉金迷的繁华背后,是底层劳动者血泪交织的苦苦求生。这一切都令艾黎深为震惊,若不是亲眼所见,他大概一辈子都不会相信人间炼狱真的存在。这个经历过战火洗礼,中学还未毕业就敢于参加新西兰远征军赴欧洲作战,即便在战场上数度负伤都不眨眼的铁汉,却为生活在水深火热里的中国人民流下了热泪。
艾黎来中国七年后,也就是1934年,日本军国主义的獠牙已经显露,彼时日本占据着中国东北并对中国大地虎视眈眈,而国民党蒋介石视而不见,一心要将共产党完全消灭,鼓吹臭名昭著的“攘外必先安内”的愚蠢观念。艾黎在他的朋友斯诺夫妇引见下,认识了宋庆龄,在其引导下,参加了第一个国际性的马克思主义学习小组,并和中国共产党建立了联系。随后积极投身于拯救中国的革命斗争中,为共产党在上海的地下工作提供了极大的支持和掩护。当时他在愚园路的住所成为共产党地下工作者碰头地点和避难所,上海地下党曾在他家的阁楼架设过秘密电台。他还和史沫特莱、刘鼎(中共地下党,红军派驻张学良司令部任参谋)等人多方奔走,设法为红军购买医疗器械和药品。其中最具有传奇色彩,最惊险的莫过于深入白统区换钞一事了。那是1936年西安事变前夕,艾黎接受刘鼎委托兑换红军在山西缴获的地方钞票。艾黎利用他在租界的职务之便,携带山西军阀阎锡山发行的巨额地方券,从西安北上太原去钱庄换中央发行的通用钞票。一路上兜兜转转掩人耳目,自是斗智斗勇惊险万分,艾黎克服一切困难成功完成任务,把钱钞顺利带到了上海,经由宋庆龄先生之手寄给了中国共产党用以抗战。
一个外国人,冒着生命危险支持中国革命,艾黎的胸怀和思想何等壮阔。除了行动上的帮助,艾黎还时常以手中的笔作为武器,向国民党反动派以及帝国主义发起声讨,并向世界发出呼吁援助中国抗战。由美国友人格兰尼奇夫妇主办进步英文刊物《中国呼声》期间,他是积极的支持者和撰稿人,与当时文化界左翼人士鲁迅、茅盾、丁玲、胡愈之等也有接触。今天,我们拜读艾黎的著作会发现,他还有着很高的文学素养,能够熟练运用中文来撰写诗歌和各类文章,也许这与他早年间受到中国文化界名士的影响有直接关系。
随着在中国生活时间越来越长,经历和目睹了太多的残酷景象,艾黎渐渐有了新的想法,他认为中国社会的进步与振兴必须要依靠实业来实现。尤其是参与了1929年夏天的绥远赈灾,和1932年在湖北进行的水灾救援之后,艾黎看着那些水深火热里艰难求生的底层人民,更加坚定了信念。后来他辞职离开工部局,开始寻求适合于中国现实的工业救国之路。那段时间,艾黎辗转各地旅行考察,了解中国的历史文化和社会问题,足迹遍布大半个中国。经过考察艾黎得出一个结论,他说:“成功的关键在于落后地区的工业化,简单的乡村工业应由农村人民自己运作和控制。改善小工业技术,从而提高农民的生活水平。”
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后不久,掌握了第一手资料的艾黎迫不及待地与斯诺夫妇等中外友人发起“工合”运动,制定了在非敌占区建立工业合作社的计划,以此支援抗战,实业救中国。这项计划从一开始便得到宋庆龄和中国共产党的支持。1938年8月,中国工业合作协会在武汉正式成立。国民党政府迫于形势,表面上支持“工合”,任命艾黎为行政院咨询“工合”工作的技术顾问,实际上却处处设限。1939年1月,中国工业合作社国际促进委员会(简称工合国际委员会)在艾黎等人的奔走下在香港成立,艾黎作为委员,并担任实地工作秘书。“工合”步入正轨后,艾黎曾先后去菲律宾、缅甸、新加坡等地筹募资金。1939年至1942年期间,艾黎全力投入“工合”工作,经常奔走于中国西北、川康、滇黔、湘桂、赣闽粤、浙皖、晋豫等抗战后方的城镇农村,组织和发展当地的工业合作社,在陕甘宁边区的延安、新四军根据地中心的茂林都设有“工合”事务所。艾黎为支援八路军、新四军抗战做了大量有益的工作。期间,艾黎两次到延安,受到毛主席和党中央领导的热情接待,并对他和工合运动对抗战做出的贡献给予了高度赞扬。据统计,“工合”初建的前5年,在整个非敌占区总计创建了约2000个大小不同的合作社和作坊,生产数十种民用消费品和部分军需品,极大地解决了抗战所需物资供应,也为底层人民的基本生活带去了实质性地改善与保障。
国民党反动派,在全国人民勠力同心艰苦抗日的最紧要关头,依然没有放弃屠杀共产党人。由于“工合”积极支持抗日,国民党指责艾黎与共产党有联系,处处刁难各地合作社,以“通共”为借口进行破坏,逮捕和杀害了不少社员及“工合”地方负责人,并于1942年9月解除了艾黎行政院技术顾问的职务。“工合”在西南等重要城乡存活艰难,艾黎只得将主要精力转向如何进行工厂搬迁和“工合”管理以及技术干部培训的工作上来。他一边同国民党反动政府周旋,一边着手企业西迁和创办学校。
“培育黎明”“为黎明而培训”是艾黎给学校取名的愿望,也是他给自己的巨大挑战。于战火纷飞里,培育黎明之希望,陕西双石铺培黎工业学校磕磕绊绊着成立了。这是艾黎在西北创建的第一所职业教育机构,当时日本人被陕军牢牢阻截在黄河对岸,陕西相对具有比较稳定的办学条件。然而,双石铺培校的教学并没有预想中那么顺利,一年时间连换8位校长,一句话,大家对这所新生的学校都不看好。毕竟,在很多人眼里,所谓的培校跟一家难民收容所相差无几。的确,培校初办时期,收来的都是些烈士遗孤,和战争中幸存的孤儿。几孔破窑洞,一群面黄肌瘦的孩子,与其说它是一所学校,不如说成孤儿院更为贴近。战乱年代里活着已是不易,还要培育黎明教书育人?这简直就是一个笑话。所以,没有人愿意为他们驻足,如水流般换了一位接一位校长,来的时候信心满满,走的时候却带走了孩子们学习的热情,艾黎为此深感忧虑。直到乔治·何克的到来,培校终于迎来了曙光。
乔治·何克是英国人,毕业于牛津大学。与艾黎一样,他也是来中国短暂旅行却长留下来的一位国际友人。何克担任培校校长时年仅25岁,彼时双石铺培校虽然刚刚开办,但在国民党的压制下,学校已是举步维艰。国民党反动派眼看孤儿们在培校渐渐长高有点力气了,便几次三番打起主意,想要把学生们强征入伍送去前线。艾黎与何克见此情形,不得不考虑迁移学校来躲避征兵,他们实在不忍心让一帮未成年的孩子成为战争的牺牲品,在艾黎心目中,他的学生们正是中国的未来,是他要培养的黎明之星。他的这一想法,得到了宋庆龄和时任绥德地委书记习仲勋的大加赞赏。习仲勋建议艾黎把学校搬迁到河西走廊去,因为那里有相对良好的办学条件和群众基础,艾黎采纳了建议,把学校搬迁到河西走廊。
艾黎走进了河西走廊,经过实地考察,选定了山丹县作为培校新的校址所在地。这一决定得到了延安共产党领导人的肯定,也获得了“工合”支持。1944年艾黎与何克兵分两路,由他带着年龄较大的第一批30多个孩子先行出发,踏上了前往甘肃省山丹县的征程,一路辗转,他们克服了常人难以想象的困难,携带汽车拉不上的小型机器零部件以及随身行李,徒步翻越茫茫秦岭抵达了日军尚未来得及践踏的甘肃大地,在山丹县落了脚。之后,何克也很快组织了剩下的学生,走上了培校西迁的小长征路。生活在现代的人,很难想象当年这群孩子,是如何在一个外国人带领下一步步走了一千多公里,才找到了能够接纳他们的容身之地——山丹。
经过努力,山丹培黎工艺学校在甘肃大地上落地开花了,曾经一度发展到近600人的规模,设有近20个供学生实习的生产组,执行半工半读、理论结合实际的教学方针。创业之初困难重重,山丹县虽然在抗日战争中偏安一隅,但国民党军阀的腐败依旧是制约艾黎和学校发展的最大阻碍。初到山丹,国民党政府与军警给培黎学校制造了不少麻烦,当地陈旧顽固的知识分子阶层与地主乡绅也极端排斥艾黎办学。山丹培校面临的困难险阻,是用言语不能完全尽述的。而随着何克的去世,艾黎肩上的责任更大了,他只能接任校长,在悲痛中振作继续前行。乔治·何克去世时才只有27岁,他的陵园就坐落在山丹县小南河边,长眠于这块热土日夜守望他为之而献出宝贵生命的学校。在那个破伤风就能要命的年代,艾黎因为何克的伤逝而萌生了创建医院的想法。在他随后的多方奔走和倡议下,“工合”亦是积极筹措,终于在1947年建成了山丹县第一座西医医院,受“工合”委派前来行医的斯宾赛夫妇正是艾黎的老乡,也来自于新西兰。当地人习惯称之为“沙漠医院”的培黎医院,承担着整个山丹县的医疗卫生救治服务工作,艾黎挑选学生跟随斯宾赛夫妇学习先进医疗技术,并为当地人民提供了最大可能的医疗援助,甚至还吸引了远在内蒙古的蒙古王爷前来看病求医。艾黎和他的培黎学校,为山丹这个小城,提前送来了电力、医疗、工业等文明。
1949年山丹解放时,艾黎运用自己的聪明才智与马匪军斗智斗勇,成功地让培黎学校免受了灭顶之灾。待解放军进城后,他挖出之前藏进山里的汽车零部件,组织学生们连夜组装了20余辆卡车,帮助运送部队和物资,为解放大西北作出了应有的贡献,受到了彭德怀司令员的高度赞赏。山丹培黎学校迎来了新生,从此成长在新中国的红旗下,几十年间先后为国家的石油等工业建设培养了许多专业技术人才,真正实现了培育黎明的伟大目标。
1952年艾黎接到毛主席邀请到北京参加阅兵典礼,并于同年出席亚洲及太平洋区域和平会议,被选为亚洲及太平洋区域和平联络委员会委员。次年,艾黎接受周恩来总理的邀请,到北京工作、定居,此后曾多次参加国际和平会议。就是在三次返回新西兰探亲期间,他都在各地作报告介绍中国。和平年代里,艾黎每年都要到各地参观考察,掌握第一手资料,用客观报道和新旧对比的方式,宣传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成就。他写下了大量诗文,还翻译了不少中国优秀的古诗和现代诗,已出版的著作和译作共66本,最后一本著作是《艾黎自传》。
1978年以后,他不断就中国的环境保护、经济建设、资源和青年思想教育、就业等问题提出了建设性的意见与建议。山丹培校重建后,艾黎将自己收藏的4000多件文物捐给山丹,之后又促成山丹县培黎图书馆的建立,并用自己的工资购买各类图书捐赠到山丹培校,尽最大可能为山丹培校的孩子们送去知识养分。艾黎定居北京后,曾经七次回到山丹,对学校和他在山丹的老朋友们念念不忘。他的业余生活非常丰富,除了写作还喜欢唱歌,尤其是山丹民歌,唱得比当地人还要纯正。
艾黎在中国的六十年,无论在国内革命战争和抗战的艰苦岁月里,还是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总是坚定不移地同中国人民站在一起,把全部心血和精力献给了中国人民。他将山丹称为自己的第二故乡,在自传和很多个公开场合下,也曾说过山丹的十年是他一生中最为愉快的岁月。1987年12月27日,路易·艾黎走完了他光辉的生命历程,溘然长逝了。根据生前遗嘱,他的骨灰迎回山丹,一半洒在了他曾经奋斗过的四坝滩土地上,另一半安葬于乔治·何克陵墓旁,与他的好搭档、亲密战友何克一起守护着山丹的风月长天,永远留在了祁连山下。艾黎的高尚品格与伟大精神受到中国人民、新西兰人民和其他一切热爱和平的国家和人民的尊敬与爱戴。
这位把一生都奉献给了中国人民的“老战士、老朋友、老同志”,哪怕我们倾尽所有的溢美之词放在他的身上都不为过,他是真正的胸怀大爱之人,“毫不利己专门利人”,他正是毛主席赞扬的“一个高尚的人,一个纯粹的人,一个有道德的人,一个脱离了低级趣味的人,一个有益于人民的人。”我们今天以影视剧《路易·艾黎》的创作纪念艾黎,传播艾黎文化,就是要继承和弘扬艾黎精神,挖掘艾黎职业教育思想内涵,助力“一带一路”建设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把和平包容的中国理念与大爱无疆的国际主义精神传播到世界各地去。赓续红色血脉,勇担文化使命,紧跟时代步伐,传承中国精神。为时代立言,为英雄立传,讲好中国故事,我们责无旁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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