睡热炕、走破路、遇盗匪......20世纪初游甘肃有多囧？

　　原标题：睡热炕、走破路、遇盗匪......

　　20世纪初游甘肃有多囧？

　　民国时期甘肃境内以卡车改造的雪佛兰牌公共汽车，引自《甘肃省志-公路交通志》。

　　马文-韦勒一行乘坐之卡车在凉州附近陷入泥潭（1937年摄），引自《戈壁驼队》。

　　旅途中马车陷入沙坑（1919年摄），引自《西北丛编》。

　　20世纪初，在旅游基础设施不尽完善、旅游环境“一言难尽”的年代里，长途旅行很大程度上是少数社会群体才有能力完成的壮举，这是因为在旅途中充满着未知数甚至艰险。甘肃是那个年代游历西北的必经打卡之地，天南海北各路“驴友”的游记里纷纷留下了自己身在陇原、人在囧途的各种记载，读来形象生动，折射出“中国西北游”早期拓荒者的若干历史剪影。

　　南方人的热炕体验

　　古往今来，住宿乃旅程中头等大事。对于今天的“驴友”而言，网上预订住处是司空见惯的行前常规操作。而在当年，住店的可选择余地甚小，旅甘人士特别是南方“驴友”虽然大多能够入乡随俗、因陋就简，但因生活习惯差异，对于在甘肃的住宿体验尤其是对热炕有着自己的独特感受或点评。

　　1917年元旦之夜，湖南衡阳人谢彬（1887—1948，字兰桂，号晓钟，辛亥革命元老，集学者、教育家、经济学家、旅行家于一身，年轻时走南闯北留过洋）进疆途中夜宿甘肃定西境内某小客栈，其在住宿方面颇为讲究，选了条件最好的单间——其实就是一孔窑洞。刚住进定西窑洞时还很新鲜，回忆起自己1913年和1914年的元旦分别在日本箱根和东京度过，而今年元旦却是在旅甘途中，谢彬不免唏嘘感慨一番。然而谢彬的新年第一夜却于辗转反侧中度过，原因无他，炕——实在是太热了！据谢彬日记所载：“宿处为一窑洞，店伙燃马粪於炕下，温度过高，至不能睡，如受炮烙之刑。”

　　而对于在谢彬后脚赴甘的浙江苍南人林竞来说，热炕却并未给自己带来多少温暖，至少不会热得夜不能寐。其在1919年1月16日日记里记载，“昨夜宿干塘，早醒视被面，沙土马粪，厚积寸许，满室昏迷，如堕雾中。盖狂风扇扬，破窗而入，彻夜未休也。”同月18日日记记载，“昨夜宿红水达拉拜（今景泰境内）大车店，夜来天气骤冷，笔墨尽冻，作字甚难，乃以墨盒置热水壶上，执笔一字一呵，方始作成。”同月22日，林氏抵兰，入住兰州西关集成客栈，终于进了省城，总算可以改善住宿条件，兴奋之情溢于日记：“房屋虽卑陋，以视沿途小店，殆无异天堂矣。”随着时代进步，20世纪三四十年代，兰州及其他重要节点城市逐步拥有西式招待所或旅社，但热炕记忆对于彼时“驴友”来说，仍然不失为体验西北普通民众生活的一种方式，正如林竞所言：“天下事有其苦者，必有奇乐。旅行者之生活，毋乃类似。”

　　在此，还得提及当年的著名旅行达人孟述祖，作为南方人士，他在抗战时期长期旅居甘肃，虽然亦曾有过睡热炕的种种囧事，但并不妨碍其对于热炕的“热爱”，并专门著文一篇，题目就一个字：炕！（后收入《西北花絮》一书），言简意赅地讲述了甘肃热炕的相关故事特别是热炕在百姓生活中的不可替代地位，也算是为甘肃热炕打了广告。

　　路况恶劣，车在囧途

　　清末民初，旅甘人士出行基本上依赖骡（马）车等畜力交通工具，旅途艰辛往往一言难尽。20世纪30年代以后，随着西北地区公路网的逐步建成，汽车逐渐成为那些不差钱的旅行者们的首选代步方式。然而，囿于当年的车况特别是恶劣的路况，人在囧途通常也是车在囧途的同义词。

　　1935年5月，西兰公路通车。彼时国民党元老邵元冲一行乘坐大小汽车六辆赴陕、甘、青、宁、蒙等省视察，算是开西北环线游之先河。据其秘书高良佐著《西北随轺记》载，“邵委员西行以来最艰苦之一日”就在甘肃永登度过。当天究竟发生了什么令中央大员刻骨铭心？那是1935年5月21日，车队白天自西宁出发赶往永登，深夜抵达永登城外庄浪河畔，“星月无光，夜色沉沉；急流湍激，澎湃而来。”司机打了半天喇叭，永登驻军赶至，以手电筒指示涉水过河路线，不料汽车刚下水就陷入河中，“急流直逼车顶，衣物尽湿，其势岌岌。”众人见势不妙，匆忙背负邵远冲涉水上岸，其他随员亦自行从车中游出登岸。至次日拂晓，“车几尽没水中，御车者呼救不已，继以哭声，众复以马渡出。”据《西北随轺记》载，这几位司机在此后河西走廊行程中，每遇河流，不分大小，均战战兢兢，可见庄浪河畔之夜留下的心理阴影面积之大。

　　美国人经常被称为生活在汽车上的民族，但85年前的兰州至肃州（今酒泉）汽车之旅，却令当时应邀来甘勘探石油的美国地质学家马文·韦勒印象深刻。1937年秋，马文·韦勒一行分乘两辆卡车（旧“万国”牌和新“雪佛兰”牌各一辆）自兰州赴肃州，他在《戈壁驼队》一书里以日记形式回忆了沿途的糟糕路况特别是层出不穷的车辆故障：9月9日下午，前往永登途中，旧“万国”牌卡车因轴承箱过热抛锚，傍晚修好上路，但又两次陷入泥坑，全体乘客被迫推车；9月10日晨，因夜间气温低导致电瓶故障，旧“万国”牌卡车无法发动，由“雪佛兰”牵引，折腾一小时后才上路；9月14日晨，自凉州启程，出城不到两英里遭遇陷车，当天中午在永昌午餐时，一辆卡车的传动装置发生故障；9月15日上午，赴甘州途中，一辆卡车爆胎；9月17日下午，车队在高台附近陷入沙丘；9月19日晚抵达肃州，用马文·韦勒的话说，终于可以感谢上帝让他们结束了这段磨难，感觉自己的牙床都要颠簸松动了。

　　华家岭上强人剪径

　　出门旅行，安全第一，当年主要是防身。

　　1932年秋，上海《良友》杂志西北摄影团临行前，曾计划购置枪支防身，后据过来人点拨，西北地区响马彪悍，骑射技艺高超，区区几枚沪上“小开”，手里没枪倒还罢了，若是手里有枪反而容易引起绿林好汉关注，搞不好还会搭上性命，于是被劝退，打消了买枪念头。

　　但对于崇尚牛仔精神的美国人来说，不带枪就在异国他乡的田野上长途旅行，是难以想象的事情。美国地质学家马文·韦勒和他的搭档，乘坐邮轮抵达上海后，就购置了两支步枪和两支转轮手枪，同时向中国政府申领了持枪许可。据马文·韦勒在《戈壁驼队》一书里回忆，他们在甘南和临夏交界处、兰州阿干镇附近、瓜州和敦煌地区都曾数次听闻匪讯，甚至需要持枪戒备，所幸有惊无险，没有发生开枪自卫的事件。

　　当年最令各路“驴友”闻之色变的，则是华家岭上强人剪径。

　　著名记者徐盈在其《西北旅行记》一书中有关于抗战初期陇右匪患猖獗之描述：从宁夏到兰州，本有一条直达的大路，但是这条路走起来实在艰难。抗战初期，东北抗日义勇军家属前往新疆，从宁夏直奔兰州，沿途居然遇到五股强盗，将其击退后方能通过。“有些最厉害的强盗，不单劫物，而且还要杀人。”于是，当年旅客大多选择前往平凉转乘汽车赴兰。然而，这条路线亦不平安，在将到兰州之前，还要通过最后一重障碍，“这道丘陵地带称为车倒岭，与祁家大山及华家岭成为鼎足而三的难以通过的地方。都是除了路险以外，而且还是‘山大王’的出没之所。”

　　那么，当年华家岭上匪患有多严重？强人剪径又是怎样的场面？

　　《申报》记者陈庚雅在《西北视察记》一书里，曾详细描述了自己于1934年冬乘坐长途班车（其实就是载客卡车）于华家岭上“平生第一次遇盗”的经历。

　　汽车驶上华家岭，适逢雪天，银装素裹，陈庚雅一边欣赏雪景，一边赞叹西北地区“树挂”奇景：“举凡一树一草，皆以雪雾作用，宛似白银铸成，较彼平原雪树，仅开梨花数点者，迥然不同。”正摇头晃脑之际，忽闻“砰砰”两声，汽车戛然而停，众乘客开始以为是爆胎，忽见车头前四五步，有强人剪径。根据陈庚雅记载，一众强人分工明确，流程娴熟。首先是两匪持手枪立于车前作射击状，同时高呼：“快下快下！跟大家借些盘费！”待乘客跳下车后，另有三匪持杖，“令众迅速排立，依次取递银物，匪一一接掷袋内，银元互击之声，‘铮铮’作响不已。”与此同时，众匪对于衣服阔绰者，“尚细扪之”。以陈庚雅为例，因其在西北旅行一年有余，风尘仆仆，穿着陈旧，且已将钱财及照相机等贵重物品打包进行李里，故而面对强人搜身，的确是囊中空空，“匪伸手探袋，误日记簿为钱包，抓出一视，旋又递还。”

　　然而就在此时，乘客中一名外国传教士却跳出来，面对一众持枪强人，他声称不远万里到甘肃传教亦属替天行道，还请高抬贵手，日后也好相见，云云。众匪面面相觑片刻后，尽管传教士“喃喃哀求”，但“匪置诸不理，卒搜其银”。

　　此次华家岭剪径事件的结局，还不算太坏，因为正当众匪搜完身准备再搜行李时，恰遇甘肃禁烟委员会一辆货车尾随而至，押车士兵鸣枪示警，众匪遂作鸟兽散。

　　抚今追昔，无论住宿、出行还是人身安全，甘肃的旅游环境较之当年有天壤之别。所谓人在囧途，往往是小概率事件抑或“驴友”们的自我调侃。但不管旅途囧事，还是人生挫折，昔日旅甘人士面对困难时的豁达心态仍然值得今人借鉴，正如陈庚雅华家岭遇匪后之感言：“人生途程，本非平坦，事后回忆，亦觉有趣！”  

　　奔流新闻·兰州晨报特约撰稿 史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