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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凉历史上的走西口

19-07-08 15:54 来源:平凉日报 编辑:程健

  作者:邸广平

  清代是中国人口发展史上的一个重要时期。清初通过康雍乾三世的恢复发展,到乾隆朝全国人口突破三亿大关。人地矛盾尖锐,大量内地贫民迫于生活压力,“走西口”、“闯关东”或“下南洋”,形成近代三股大的移民浪潮。“走西口”是清代以来成千上万的晋、陕、甘等地老百姓涌入归化城、土默特、察哈尔和鄂尔多斯等地谋生的移民活动。但习惯上,平凉把上新疆称“走西口”。以嘉峪关作为标志,新疆人对内地称呼为口里,甘肃、宁夏人把新疆南北路称为口外。

  历史上三次大规模走西口

  平凉是陇东回族居住地,在历史上,居住在平凉的回族群众,有三次集中走西口行动。一是清代乾隆、同治年间。乾隆三十六年,清政府以“屯垦实边”为由,将陕甘回族集体迁徙新疆,据当时户口统计,甘肃迁居迪化(乌鲁木齐)者有2万。这其中有不少平凉的回族,他们被安置在天山脚下“屯田”。同治年间陕甘回族起义失败后,清政府制定了歧视性的迁徙政策,“回民则近城驿非所宜,近汉庄非所宜,并聚一处非所宜……令觅……荒绝无主、各地自成片段者,以便安置”(见《左公囊公全集》卷41)。此时,大批回族被迁新疆。平凉回族大多安置在吐鲁番、昌吉和伊犁地区。据《中国回族社会经济》调查:“吐鲁番的回族经营菜园和小饭馆、且兼营商贩。他们大多数是清代起义失败后从陕甘宁去的,种的蔬菜比当地农民要多、要好。”

  第二次大规模走西口是1950年至1964年。

  解放初期,特别是上世纪60年代初生活困难时期,大量回族群众背井离乡走西口。据人口普查资料反映,静宁县1952年回族人口7000多人,到1964年不足1000人。这除了有回族人口较多的2个乡划归宁夏外,大部分在58年至61年前往新疆。崆峒区1950年至1964年人口迁出远远大于迁入,净迁移人口为负2169人,年均负144人。其中1961年和1962年分别为负3279人和负4838人。

  笔者的外公一族就是这一时期走西口的。我小时在新疆昌吉回族自治州胜利一队外公家生活过一年,村里有一半是口里人。主要是大秦回族乡西九村易家、三树村周家、马家,安国乡颉河村兰家几族人。另外,周围几个村也有不少口里人,他们之间来往密切。由于我们是坐火车去的,老爷们感叹:你们把福享了,到口外就像上炕哩。我们是一步一步量上来的。“到了嘉峪关,眼泪擦不干”。

  据外公讲,他们几个人是1960年走西口的。当时兰新铁路正在建设中。由于是偷着走西口的,没有介绍信,也不敢坐汽车。他们带上干粮、炒面、推一个独轮车,翻越六盘山、过华家岭到兰州。最难走的是河西走廊。“走罢凉州(者)走甘州,嘉峪关靠的是肃州。”

  嘉峪关,始建于明洪武五年(公元1372年),因建在嘉峪关西麓的嘉峪山上而得名,它比“天下第一关”山海关早建九年。这里地势险要,南是白雪皑皑的祁连山,北是连绵起伏的黑山。两山之间,只有30华里,是河西走廊西部最狭窄的地方,被称作“河西第一隘口”。走在这里的古道上,看不到了艳阳高照。进入视野的是漫天飞舞的黄沙,风沙呼呼地刮着,怪吓人的。特别是这里气候异常,“早穿皮袄,午穿纱,怀抱火炉吃西瓜”。刚才还是风平浪静,转眼间,风刮起漫天黄沙,天是黄的,地是黄的,豆粒大的黄沙打在人脸上生疼生疼的。风沙刮得人眼睛也睁不开。人的脸上、身上、嘴里全都是沙子。

  出了玉门关,进入茫茫戈壁滩,容易迷路。他们晚上睡觉时用木棍标出行走方向。那时,最开心的是能碰到驼队,有骆驼的地方就有水源。外公他们历经艰险到了新疆,找老乡帮忙安了家。兰新铁路通车后,这才回来把家眷搬上去的。

  第三次是包产到户后的1981年至1985年。农民脱离了生产队的严格管理,新疆也不再遣返“盲流”。一些回族群众上新疆投亲靠友。以崆峒区为例,这一时期,年平均迁出1648人,其中1983年为4185人。

  大量的陇原人走西口,促进了新疆的开发建设。特别是以马良骏阿訇为代表的宗教上层人士入疆,促进了边疆民族团结。马良骏阿訇是甘肃省张家川回族自治县人。清末在平凉清真寺任教长,设帐讲学。1913年起,他受聘至哈密、乌鲁木齐、伊犁、吐鲁番等地清真寺任教长,主持新疆经堂教育近40年,被各族穆斯林公推为全疆寺坊总教长。1940年被盛世才以“阴谋暴动”罪名系狱4年。后对新疆和平解放、社会改革和经济建设做过有益工作。著译有《大杂学》、《伊犁图考》、《考证回教历史》等。他自幼好学,博学多才,一生拥护和平,注重民族团结,是新疆宗教界的一位爱国知名人士。平凉上新疆人的后裔,一部分成为新疆建设兵团的生力军。目前,在新疆设有“新疆甘肃企业联合会”(商会),“甘肃在新疆人才发展联谊会”。一些早年走西口到新疆的平凉人,通过勤奋努力加苦干,如今已成为新疆知名企业家。

  平凉人为何要走西口?

  所谓“走西口”,就是走平凉以西的地方,或兰州、或西宁、或新疆等一些大小城市。那么平凉人走西口干什么去?就是为了生计,到这些地方挣钱糊口和养活家人。

  甘肃著名关陇文化研究学者王知三先生认为,平凉人“走西口”,有以下几种形式。

  一是军旅“走西口”,明、清、国民时期,平凉人投军吃粮后,国家军队调防,或因战事,大批的军队进驻西部地方。他们中有的人解甲归田后,因为回家的路途遥远,他们便就地谋生,和当地女子结婚,生儿育女,就长期住了下来。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从部队中“走西口”的这种形式并没有结束,平凉人参军后,在西口从戎多年,转业后也就留在西宁、新疆,成了“西域”人了。这种“走西口”的形式很普遍。例如静宁人李庆芬,他便是从戎国民党军队,后来就留在了西宁,成了西宁人。王知三告诉笔者,他的一位姐姐的二公公,也是随国民党部队进了新疆,后来新疆解放,部队投诚,改编为农垦编制,他也随之成了农垦战士,一直工作在新疆,直到去世。

  二是个体“走西口”。由于家境贫困,或者家乡发生天灾人祸,或触犯国家法律,他们在原来的生活地无法生存下去,于是背井离乡,去西口逃荒、躲难、避罪。以这种形式“走西口”的平凉人也有相当的数量。特别是上世纪60年代初,由于我国三年自然灾害,平凉人在当地无法生活下去,就举家逃到新疆去谋求生活,留一条活命。

  对于这种个体“走西口”的情况,王知三深有体会。王知三告诉笔者,其亲堂哥哥王熊章(三伯父的儿子)在1959年,因为家乡遇到饥荒,只身一人走了“西口”,到了新疆,饱尝人间艰辛。后来,在农九师165团站住了脚,在第五连当了一名生产建设兵团的战士。后来他才把妻子和儿女带到了额敏县的达因苏连队,全家团聚。现在,王熊章全家在新疆的人口多至20口人,他们生活的很幸福,都有了自己的工作和温暖的家庭。

  不仅如此,王知三自己也有一段非常深刻的“走西口”历程。1969年9月,王知三中学毕业后,由于家庭的政治背景,找不到工作,在村里很难生活下去,就打算去“西口”找哥哥王熊章,想谋求个生活的方式。笔者在王知三文集《世事心语》一书中,看到其在1970年8月24日的日记中写到,“我的故乡,我亲爱的母亲,当你们还熟睡的时候,您的儿子已踏上去边疆的遥遥路程。我愿在新疆受苦受累,愿在新疆安家落户,一辈子愿在边疆生活工作。”在去新疆的半年之后,由于种种原因,王知三又重新回到了故乡静宁。

  三是弃农经商“走西口”。改革开放以后,农村人口大量涌向城市,他们弃农经商,也“走西口”。据王知三在庄浪县通化乡新庄村的调查发现,这个村子里去了新疆的就有30多户人家,他们都是整家搬迁。在上世纪70年代初,新庄社有4户人家全部都搬到了新疆去落户。

  四是国家犯人“走西口”。明清、国民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的这几百年时间,国家一批批罪犯,被解压到新疆、青海等地去,进行劳动改造。平凉触犯国家法律的人,也有相当数量的罪犯,被押解新疆,到荒无人烟的沙漠腹地农场去接受劳动改造。刑满释放后,大多都就业在当地的农场,成为国家新型公民。以这种方式去西口的人在平凉占有一定数量。

  王知三的一位堂哥叫王维章,今年85岁高龄,1957年因家中地主成分问题,判刑7年,解押到新疆农七师(兵团编制为123团3营3连),在奎屯接受劳动教养7年。刑满后,就在这个农场就业,成了一位新型公民,直到退休后才回到了静宁老家曹务乡张屲村下庄社。他现在身体很健康,85岁高龄还下地帮助儿子干农活。

  “走西口”是那个年代人的一部辛酸史,是他们终生难忘的一段痛苦经历,也是一段重要的社会流民历史。

  如今,随着平凉城乡经济的发展,许多当年走西口去新疆的平凉人或其后裔,又携家带口回到了故土平凉。

  历史上三次大规模走西口

  平凉是陇东回族居住地,在历史上,居住在平凉的回族群众,有三次集中走西口行动。一是清代乾隆、同治年间。乾隆三十六年,清政府以“屯垦实边”为由,将陕甘回族集体迁徙新疆,据当时户口统计,甘肃迁居迪化(乌鲁木齐)者有2万。这其中有不少平凉的回族,他们被安置在天山脚下“屯田”。同治年间陕甘回族起义失败后,清政府制定了歧视性的迁徙政策,“回民则近城驿非所宜,近汉庄非所宜,并聚一处非所宜……令觅……荒绝无主、各地自成片段者,以便安置”(见《左公囊公全集》卷41)。此时,大批回族被迁新疆。平凉回族大多安置在吐鲁番、昌吉和伊犁地区。据《中国回族社会经济》调查:“吐鲁番的回族经营菜园和小饭馆、且兼营商贩。他们大多数是清代起义失败后从陕甘宁去的,种的蔬菜比当地农民要多、要好。”

  第二次大规模走西口是1950年至1964年。

  解放初期,特别是上世纪60年代初生活困难时期,大量回族群众背井离乡走西口。据人口普查资料反映,静宁县1952年回族人口7000多人,到1964年不足1000人。这除了有回族人口较多的2个乡划归宁夏外,大部分在58年至61年前往新疆。崆峒区1950年至1964年人口迁出远远大于迁入,净迁移人口为负2169人,年均负144人。其中1961年和1962年分别为负3279人和负4838人。

  笔者的外公一族就是这一时期走西口的。我小时在新疆昌吉回族自治州胜利一队外公家生活过一年,村里有一半是口里人。主要是大秦回族乡西九村易家、三树村周家、马家,安国乡颉河村兰家几族人。另外,周围几个村也有不少口里人,他们之间来往密切。由于我们是坐火车去的,老爷们感叹:你们把福享了,到口外就像上炕哩。我们是一步一步量上来的。“到了嘉峪关,眼泪擦不干”。

  据外公讲,他们几个人是1960年走西口的。当时兰新铁路正在建设中。由于是偷着走西口的,没有介绍信,也不敢坐汽车。他们带上干粮、炒面、推一个独轮车,翻越六盘山、过华家岭到兰州。最难走的是河西走廊。“走罢凉州(者)走甘州,嘉峪关靠的是肃州。”

  嘉峪关,始建于明洪武五年(公元1372年),因建在嘉峪关西麓的嘉峪山上而得名,它比“天下第一关”山海关早建九年。这里地势险要,南是白雪皑皑的祁连山,北是连绵起伏的黑山。两山之间,只有30华里,是河西走廊西部最狭窄的地方,被称作“河西第一隘口”。走在这里的古道上,看不到了艳阳高照。进入视野的是漫天飞舞的黄沙,风沙呼呼地刮着,怪吓人的。特别是这里气候异常,“早穿皮袄,午穿纱,怀抱火炉吃西瓜”。刚才还是风平浪静,转眼间,风刮起漫天黄沙,天是黄的,地是黄的,豆粒大的黄沙打在人脸上生疼生疼的。风沙刮得人眼睛也睁不开。人的脸上、身上、嘴里全都是沙子。

  出了玉门关,进入茫茫戈壁滩,容易迷路。他们晚上睡觉时用木棍标出行走方向。那时,最开心的是能碰到驼队,有骆驼的地方就有水源。外公他们历经艰险到了新疆,找老乡帮忙安了家。兰新铁路通车后,这才回来把家眷搬上去的。

  第三次是包产到户后的1981年至1985年。农民脱离了生产队的严格管理,新疆也不再遣返“盲流”。一些回族群众上新疆投亲靠友。以崆峒区为例,这一时期,年平均迁出1648人,其中1983年为4185人。

  大量的陇原人走西口,促进了新疆的开发建设。特别是以马良骏阿訇为代表的宗教上层人士入疆,促进了边疆民族团结。马良骏阿訇是甘肃省张家川回族自治县人。清末在平凉清真寺任教长,设帐讲学。1913年起,他受聘至哈密、乌鲁木齐、伊犁、吐鲁番等地清真寺任教长,主持新疆经堂教育近40年,被各族穆斯林公推为全疆寺坊总教长。1940年被盛世才以“阴谋暴动”罪名系狱4年。后对新疆和平解放、社会改革和经济建设做过有益工作。著译有《大杂学》、《伊犁图考》、《考证回教历史》等。他自幼好学,博学多才,一生拥护和平,注重民族团结,是新疆宗教界的一位爱国知名人士。平凉上新疆人的后裔,一部分成为新疆建设兵团的生力军。目前,在新疆设有“新疆甘肃企业联合会”(商会),“甘肃在新疆人才发展联谊会”。一些早年走西口到新疆的平凉人,通过勤奋努力加苦干,如今已成为新疆知名企业家。

  平凉人为何要走西口?

  所谓“走西口”,就是走平凉以西的地方,或兰州、或西宁、或新疆等一些大小城市。那么平凉人走西口干什么去?就是为了生计,到这些地方挣钱糊口和养活家人。

  甘肃著名关陇文化研究学者王知三先生认为,平凉人“走西口”,有以下几种形式。

  一是军旅“走西口”,明、清、国民时期,平凉人投军吃粮后,国家军队调防,或因战事,大批的军队进驻西部地方。他们中有的人解甲归田后,因为回家的路途遥远,他们便就地谋生,和当地女子结婚,生儿育女,就长期住了下来。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从部队中“走西口”的这种形式并没有结束,平凉人参军后,在西口从戎多年,转业后也就留在西宁、新疆,成了“西域”人了。这种“走西口”的形式很普遍。例如静宁人李庆芬,他便是从戎国民党军队,后来就留在了西宁,成了西宁人。王知三告诉笔者,他的一位姐姐的二公公,也是随国民党部队进了新疆,后来新疆解放,部队投诚,改编为农垦编制,他也随之成了农垦战士,一直工作在新疆,直到去世。

  二是个体“走西口”。由于家境贫困,或者家乡发生天灾人祸,或触犯国家法律,他们在原来的生活地无法生存下去,于是背井离乡,去西口逃荒、躲难、避罪。以这种形式“走西口”的平凉人也有相当的数量。特别是上世纪60年代初,由于我国三年自然灾害,平凉人在当地无法生活下去,就举家逃到新疆去谋求生活,留一条活命。

  对于这种个体“走西口”的情况,王知三深有体会。王知三告诉笔者,其亲堂哥哥王熊章(三伯父的儿子)在1959年,因为家乡遇到饥荒,只身一人走了“西口”,到了新疆,饱尝人间艰辛。后来,在农九师165团站住了脚,在第五连当了一名生产建设兵团的战士。后来他才把妻子和儿女带到了额敏县的达因苏连队,全家团聚。现在,王熊章全家在新疆的人口多至20口人,他们生活的很幸福,都有了自己的工作和温暖的家庭。

  不仅如此,王知三自己也有一段非常深刻的“走西口”历程。1969年9月,王知三中学毕业后,由于家庭的政治背景,找不到工作,在村里很难生活下去,就打算去“西口”找哥哥王熊章,想谋求个生活的方式。笔者在王知三文集《世事心语》一书中,看到其在1970年8月24日的日记中写到,“我的故乡,我亲爱的母亲,当你们还熟睡的时候,您的儿子已踏上去边疆的遥遥路程。我愿在新疆受苦受累,愿在新疆安家落户,一辈子愿在边疆生活工作。”在去新疆的半年之后,由于种种原因,王知三又重新回到了故乡静宁。

  三是弃农经商“走西口”。改革开放以后,农村人口大量涌向城市,他们弃农经商,也“走西口”。据王知三在庄浪县通化乡新庄村的调查发现,这个村子里去了新疆的就有30多户人家,他们都是整家搬迁。在上世纪70年代初,新庄社有4户人家全部都搬到了新疆去落户。

  四是国家犯人“走西口”。明清、国民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的这几百年时间,国家一批批罪犯,被解压到新疆、青海等地去,进行劳动改造。平凉触犯国家法律的人,也有相当数量的罪犯,被押解新疆,到荒无人烟的沙漠腹地农场去接受劳动改造。刑满释放后,大多都就业在当地的农场,成为国家新型公民。以这种方式去西口的人在平凉占有一定数量。

  王知三的一位堂哥叫王维章,今年85岁高龄,1957年因家中地主成分问题,判刑7年,解押到新疆农七师(兵团编制为123团3营3连),在奎屯接受劳动教养7年。刑满后,就在这个农场就业,成了一位新型公民,直到退休后才回到了静宁老家曹务乡张屲村下庄社。他现在身体很健康,85岁高龄还下地帮助儿子干农活。

  “走西口”是那个年代人的一部辛酸史,是他们终生难忘的一段痛苦经历,也是一段重要的社会流民历史。

  如今,随着平凉城乡经济的发展,许多当年走西口去新疆的平凉人或其后裔,又携家带口回到了故土平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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