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视点】地下音乐殿堂 地上壁画长廊

　　原标题：【视点】地下音乐殿堂 地上壁画长廊

嘉峪关魏晋六号墓室砖壁画四弦阮咸琵琶、九节尺八长笛奏乐图

敦煌莫高窟247窟(西魏)飞天伎乐壁画

天水麦积山石窟壁画(北魏)伎乐图

　　本报特约撰稿人 王正强

　　甘肃真可谓是神秘的一方天地，地表上下几乎全由音乐文化的砖坯和石窟五彩壁画垒砌晕染而成。让人们难以想象的是，在甘肃从西到东近两千公里的地面上，密密麻麻的寺庙石窟几乎连成一线，而在地下大大小小的墓葬群中，又静静躺卧着形形色色的史前文化遗存。石窟虽始于魏晋，但墓葬群则忠实记述着远古华夏文明。二者都有与乐器乐舞相关的实物。只不过一个以实物存世，一个则以绘画呈现。如果我们将它们整合在一起略加思考，便可发现二者之间不仅存在着时间和空间的先后衔接顺序，还明显存在着史前与史后之间的文化传承关系。其中嘉峪关魏晋墓砖壁画的重见天日，为我们了解和研究西凉乐舞的形成、发展提供了可靠的实物依据。

　　魏晋古墓壁画上的音乐殿堂

　　考古发现，从酒泉果园乡至嘉峪关城楼整整13公里的戈壁沙砾之下，深埋着的魏晋古墓竟达1400多座。部分墓室还完好保存着数量极丰的砖壁画，其创作时间在公元220-420年之间。已开掘的8座墓葬中，砖壁画多达660余幅。这些砖壁画基本分布在墓门的照墙、前室、中室及后室的后墙上，皆为彩绘，以黑线勾勒，敷以赭石、朱红、石黄等明快色彩，笔墨简练，形象逼真。其多系一砖一画，画面高16-18厘米，宽34-36厘米，也有少数为多砖一画的组合型大幅画面。除墓门上为象征方位的四神之外，其余砖壁画基本以现实生活题材为内容，如出行、农桑、畜牧、井饮、狩猎等。从砖壁画所绘乐器图形中，就可以看到当时河西地区的达官显贵和流落凉土的士子学人，仍基本保留着中原生活习惯和用乐方式的真实情景。当然，随着避乱迁徙形成生活空间的位移，必然会带来观念的变化，由于身处东西方文化交流的特殊环境，难免不受到西域胡风的浸染，他们的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也会产生变异。所以我们从中看到的，不只是魏晋士族阶层从中原地区带来的正统乐舞，还看到同西域胡族乐舞产生新的融合的直观景象。特别是当时甘肃边陲士庶那种雄健豪饮、觥筹交错特有的生活情形等，对于研究和了解魏晋时期甘肃乐舞艺术的发展状况，提供了真实可靠的实物见证。现在，就让我们再度浏览1700年前的这份珍贵文化遗物。

　　从嘉峪关魏晋墓室砖壁画中所看到的乐器图，大致可分为弹弦、吹管、打击乐三类。弹弦类乐器主要有卧箜篌、凤首箜篌、阮咸琵琶、长颈琵琶等；吹管类乐器有长笛；打击乐器有铎铃等。

　　箜篌在酒泉丁家闸五号晋墓壁画、敦煌千佛洞、安西万佛峡石窟等北魏壁画中曾多次出现，举世闻名的“五凉文化”之精品典范西凉乐中，便有箜篌的参与。

　　其实，早在此之前的秦汉时代，聚居于甘肃河西一线的月氏、乌孙、羌等古代少数民族就已拥有箜篌、琵琶、五弦、笛、大鼓、小鼓等乐器了。这正说明箜篌在魏晋时期业已成为甘肃盛极一时的乐器之一，将其纳入西凉乐的演奏行列，便是自然的事情。嘉峪关魏晋1号墓前室南壁西侧上层一幅砖画所绘，则又是二弦卧箜篌，并各有其品柱，其中一弦下有五个品柱。这种二弦琴，正是宋人所称的“两仪琴”。

　　琵琶即阮，因魏晋人阮咸善弹琵琶，唐时改称为阮咸，宋人则简称为阮，发掘报告《嘉峪关汉画像砖墓》一文又称其为便携“琵琶”弹弦乐器。琵琶在甘肃境内石窟壁画和墓壁砖画中出像尤多，而且形制、弦制及其奏法各异，说明这种乐器早在秦汉之时就已成为河西秦汉乐舞中的主要弹奏乐器了。

　　长笛属吹管类乐器，它的演奏形象在嘉峪关魏晋墓室砖壁画、敦煌千佛洞石窟壁画、天水麦积山石窟壁画、酒泉丁家闸晋墓壁画、永靖炳灵寺石窟壁画等中可以说比比皆是。

　　酒泉丁家闸五号晋墓壁画《墓主人燕居行乐图》之《西凉乐伎》部分，便绘一琵琶乐伎，乐伎所持琵琶，音箱介于梨形与圆形之间，长颈，四弦四轸十二品，横持，左手依柱按弦，右手执拨弹奏。此外，图中还绘一伎弹奏卧箜篌、一伎吹奏长笛、一伎则细腰腰鼓，形成弹、管、木革鼓类诸乐合奏之状。

　　此外，还有胡笳、筚篥等胡地乐器，隋唐时，这些乐器为西凉乐、龟兹乐、高昌乐、疏勒乐、安国乐等之主要乐器。敦煌千佛洞石窟壁画伎乐图中有大量此类乐器图像。

　　铜铃类似今日所称的“碰铃”“星”“水水”，状如杯形小钟，两扇一副，左右手各执其一，相碰而发音。响铜铃延音悠长，黄铜铃延音清脆，正是以应节奏的击节乐器。

　　盛行于河西的金属类击奏乐器还有铎铃、钲、磬、锣、方响、编磬、编钟、铜钹等；韦类击奏乐器有拊；木革类击奏乐器有羯鼓、担鼓、正鼓、腰鼓、鼗鼓、齐鼓、鸡娄鼓、答腊鼓、都昙鼓等；陶制类击奏乐器出现有缶、埙、陶铃、陶鼓等。这些乐器，绝大部分入西凉乐部，其演奏情形，敦煌千佛洞石窟壁画、天水麦积山石窟壁画中多有出现，考古学家还在甘肃境内多次发掘出珍贵的实物遗存。

　　河陇石窟中的乐舞壁画

　　东汉以来，印度、波斯和西域各国僧侣大量涌入河西，不仅长期滞留于河西各大寺院石窟，坐禅译经，弘扬佛法，还用佛教音乐、佛教雕塑、佛教绘画影响着河西的文化艺术。尤其前凉时期，张轨雄霸河西，倡导佛教，广修塔寺，使佛教在河西迅速崛起。随着佛教在河西的迅速传播，各地又掀起造寺建塔、凿窟塑像之风，使得甘肃从东到西近两千公里的古丝绸之路两侧，傍依苍山翠峰，开凿出的石窟群数不胜数。敦煌千佛洞石窟，安西万佛峡石窟，玉门昌马石窟，肃北五个庙、一个庙石窟，肃南马蹄寺石窟、文殊山石窟、石佛崖石窟，永昌云庄石窟，武威天梯山石窟，永靖炳灵寺石窟，武山水帘洞石窟、拉梢寺石窟，甘谷三十里铺石窟、大象山石窟，西和法镜寺石窟，天水麦积山石窟，华亭石泓寺石窟，庄浪云崖寺石窟，泾川南石窟、王母宫石窟以及庆阳北石窟等，如同珠玑般把甘肃丝绸古道连为一线，并以绚烂夺目的歌舞、乐器、百戏、壁画彩绘以及栩栩如生的佛像雕塑等，构成一条甘肃独有的文化长廊。这些石窟，都是北魏至金元时期甘肃历代能工巧匠耗时千年的经典之作。

　　据有关资料，单就敦煌千佛洞而言，散布在大大小小200多个洞窟之中壁画上的画像，大小型乐队就达500余组，乐伎3000余人，各种乐器44种4000余件，至于舞态、舞姿，更是数不胜数。这些乐舞壁画，历经北魏、北周、隋、唐、五代、北宋、西夏、金、元九个朝代的不断修造，真实地反映了中外音乐文化在甘肃这块广袤大地上交融、互鉴、演变、演奏的历史足迹。在此基础上，又形成一个新兴的“凉州文化圈”、一条由西向东的文化流播线、一支以凉州乐人为核心的河陇乐舞文化大军。这“一圈、一线、一支”，成为当时引领中国整个文化发展潮流的一支强大力量。

　　敦煌壁画中的乐器乐舞图，无疑是以当时最为盛行的西凉乐为描摹对象的。以西凉乐为主体构架的河陇艺术，对后世唐诗、宋词、元曲、传奇的形成、发展与变革影响极大。

　　尽管《西凉乐》只是歌舞而不是戏曲，但它是最能表现感情的歌舞音乐，也是最具多元审美动态的歌舞音乐。歌舞当然不是戏曲，但戏曲却是当然的歌舞，或者说戏曲是“以歌舞演故事”的歌舞，而歌舞则是不演故事的戏曲。歌舞一旦以角色的形象在舞台上敷演故事，立马就会变成戏剧。《丝路花雨》不正是因为以人物情节而使歌舞变成舞剧吗？中国的戏曲也正是在中国古代歌舞基础上，经历了长期化炼修造，吸纳了其他艺术成分，终于集唱念做打于一身，形成了载歌载舞综合发展的独特文化品格。

　　欲寻觅甘肃戏剧之源头，首先就得了解古代甘肃之歌舞。通过以后更深入的了解，我们将会看到甘肃戏剧这样一个清晰的历史发展脉络：即以西凉乐舞为发端，宗教基因为精髓，甘肃各类民间音乐为素材，通过碰撞、交融、筛选、变异、综合，逐渐脱胎、升华，一步步地构成甘肃戏剧这一崭新文化样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