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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元前2世纪至公元8世纪中叶的丝绸之路

2015-06-05 13:41:49 来源:中国社科网-文汇报 作者: 责任编辑:薛丁 点击图片浏览下一页

  从敦煌到犁靬

  ——公元前2世纪至公元8世纪中叶的丝绸之路

  来源:文汇报 作者:缪哲

贵霜帝国/迦腻色迦时代

波斯阿契美尼德王朝首都波斯波里斯  

托勒密货币

帕提亚货币

大夏货币

粟特人的崛起

公元2—3世纪的早期大乘教佛像

  张骞出使约一个世纪后,欧亚大陆之间,由东往西,便依次有汉、贵霜、安息与罗马四大帝国。在欧亚大陆的历史上,这是第一次地区性帝国的崛起与并立。在诸帝国统治的和平之下,人类迎来了第一次“全球化”时代。所谓“丝绸之路”,便是这古典全球化时代文明交流的主干道。

  任何一部关于世界古代文明的叙事,都绕不开丝绸之路。因为丝绸之路所覆盖的区域,是人类文明发祥并获得最初发展的地区,如地中海沿岸、近东、伊朗高原、印度、中亚与远东中国。其未覆盖的地方,如美洲、澳洲、西北欧、不列颠诸岛、俄罗斯与中国之外的其他远东地区,在丝路贯通的近千年间,大多处于未开化或半开化状态。故丝绸之路的历史,其实是一部人类早期不同文明相互阻断、交流、冲突与对话的历史。丝路之于古代,亦如航空线、航海线、铁路、公路与互联网之于现在,可谓人类早期文明交流与互动的主渠道。

  作为一历史地理名词,“丝绸之路”(Seidenstrassen)始创于德国学者李希特霍芬(Ferdinand von Richthofen,1833—1905)。它最初指的是连接地中海西方与远东中国的陆路交通网络。此网络贯通于公元前2世纪,衰微于8世纪中叶;沿途穿经的地区,依次有小亚细亚、西亚、印度、中亚与今我国境内的新疆。由于其间多荒原、童山与沙漠,仅由星布的绿洲维持于不断,此路又称“绿洲之路”(theOasis Route);又因其间贸易的商品,以中国输出的丝绸最有名,故又称“绿洲丝绸之路”。但随着学术的推进,丝路的概念又得以扩展。广义的丝绸之路,如今还包括始于公元前1000年左右、衰微于1世纪的欧亚草原之路(草原丝绸之路,theSteppe Route),与15世纪郑和西行以及16世纪“大航海”所开启的海洋之路(海洋丝绸之路,theSea Route)。本次展览的主题,是传统意义上的绿洲丝路,本文内容也集中于此。

  “丝绸之路”的“路”,只是一比喻性说法。获解其义,我们应注意四点。首先,“路”应解为复数,而非单数,因为此处的“路”,乃是由若干“路”所构成的网络。其次,“路”不宜作实解。在很多地方,如新疆、中亚、伊朗、叙利亚等地,“路”只是通往绿洲的沙漠或荒原,并无通常意义的“路”。第三,也最重要的是,通常所谓的“路”,只是一通道而已,用途是被穿经,而非驻留或生活;丝路覆盖的地区,却是人类早期文明最发达的地区;它不仅是被穿经的,也是文明产生或扩散的源头。最后,不像长江与黄河,丝路不是自然的创造,而是人类的发明。故它的建立,必是一系列历史事件的后果。这一系列事件,虽以公元前138年张骞出使西域为标志,但故事的前奏,则须追溯到更远的时代。

  早自公元前1000年左右,中国中原与新疆及其以远地区,便有交通往来;但由于物质发展的落后,以及政权的分裂、不稳定,这交通是零星而间断的。其持续成为常态,须有待欧亚大陆间地区性帝国的崛起,与其所带来的普遍的和平与安宁。这一地缘政治局面的形成,费时约300年。它的开端,约为公元前4世纪中叶。前334年,马其顿国王、希腊地区的共主亚历山大从小亚细亚突入伊朗,摧毁波斯阿契美尼德王朝(theAchaemenid Empire),并焚毁其首都波斯波里斯(Persepolis);由此折往东北,又攻陷中亚与阿富汗,即波斯帝国的东部行省。由此而南,亚历山大又试图突入印度。但天不假年,前323年,他于行军中染热疾,不治而亡;同年,其故将瓜分其遗留的帝国。其中托勒密(PtolemyI,约前367—前283年)分得埃及,塞琉古(Seleucus I,约前358年—前281年)分得小亚细亚至阿富汗的广大地区。但因统治线过长,约100年后,塞琉古帝国(theSeleucidEmpire)的统治,即首先在中亚与阿富汗地区出现了崩溃的裂痕。

  公元前255年,驻当地的希腊总督狄奥多德(DiodotusI,约前285—前239年)自立为王,建立巴克特里亚王国(theBactrianKingdom),亦即中国称的“大夏”。不久后,阿富汗以西的伊朗,又崛起一土著部落(前247年),在推翻希腊的统治后,建立阿契美尼德之后的第二个波斯帝国,即《史记》称的“安息”(theParthian Empire)。原广袤的塞琉古帝国,便萎缩于希腊、小亚细亚与叙利亚地区。又约100年后,由我国河西走廊西迁中亚的月氏族,覆灭巴克特里亚王国,建立贵霜(theKushanEmpire)。这样至公元前2世纪中叶,即张骞出使前后,由地中海东岸至帕米尔高原的辽阔地区,便次第崛起了托勒密、塞琉古、安息、大夏及后来取而代之的贵霜帝国。这些地区性帝国的崛起,为各自境内带来了和平。由地中海至远东中国的交通网络中,只有新疆一地有待汉帝国打通。

  在上述地区政治巨变的同时,远东中国也发生了巨变。先是安息帝国崛起约30年后,秦帝国建立(前221年),饱受内战之苦的中国,实现了帝国统治下的和平。不久后秦的崩溃,及继之而来的短暂内战,并未打破天下一统的势态。前202年,即安息崛起约百余年后,汉帝国建立。由于匈奴的压迫,汉朝的势力,始终局促于甘肃河西走廊以东。其西至吐鲁番地区,则是游牧族月氏人的领地;由哈密至帕米尔高原,即今罗布泊与塔克拉玛干地区,则有所谓“西域三十六国”,即星布于新疆沙漠边缘的绿洲农耕城邦。时汉室新立,匈奴则处于其势力的巅峰,故月氏与西域诸国,便为汉朝的敌人匈奴所役使。这一地区,也因此成为中国中原与帕米尔以西诸帝国交往的阻梗。

  前141年,汉武帝登基,决意改变汉廷的匈奴政策,即由屈辱的和亲,改为积极的扩张。他闻知月氏与匈奴有世仇,便于前139年,派年仅20余岁的郎官张骞深入月氏地,欲与结盟,以切断匈奴来自西域诸国的物资供应,亦即《史记》说的“断其右臂”。行至月氏地后,张骞发现月氏已西遁,其故地也落入匈奴之手。于是张骞为匈奴所俘;至其脱逸继续西行,已是10年之后。沿着月氏西遁的路线,张骞一路追至今乌兹别克斯坦境内的大宛(今费尔干纳地区),所得的消息,再度令人失望:月氏已离开大宛,南下阿富汗了。张骞不懈其志,折而向南,进入月氏境内。得见月氏王后,始知事隔经年,月氏早忘了与匈奴的仇隙,“此间乐,不思蜀”。这样衔命出使十余年,涉流沙,陷囹圄,张骞的使命,竟以失败告终。

  但联合月氏的失败,却是一个影响了世界历史进程的伟大成功的开端。这便是丝绸之路的贯通。张骞的出使,使得汉代中国与其出使的诸国,各意识到了彼此的存在,激发了对对方的想象、好奇与往来的欲求;以彼视我,又引起对自身身份的重新定义。故张骞出使所打通的,与其说是地理的丝路,毋宁是观念的丝路,而后者才是丝路的要义所在,因为它所激起的对异域的想象与好奇,乃是维持丝路千年不坠的精神动力。其后随着武帝匈奴政策的成功,尤其宣帝、元帝后匈奴的崩溃,新疆的绿洲诸国,便渐次归化汉朝。从地中海东岸至远东中国的交通网络,为之一通。

  为管理这辽阔的边陲,或维持这连接西方的纽带,前60年,汉宣帝于今吐鲁番地区,设立了一郡级管理机构西域都护府,以统领新疆绿洲诸国。从此汉朝的统治,便扩张至帕米尔高原。其后虽有王莽之篡与西汉末年的大乱,但这只是漫长和平中的插曲。在近两个半世纪中,这一伟大的帝国始终把和平与繁荣,不仅赐予了其本部,也赐予了东起辽东半岛、西至帕米尔的辽阔边陲。

  汉宣帝设西域都护的第3年,欧亚大陆的最西端,也爆发了一系列影响当时世界地缘政治的大事。先是公元前63年,罗马将军格涅乌斯·庞培 (Gnaeus Pompeius Magnus,前106年—前48年)吞并塞琉古王国;叙利亚与小亚细亚等地,降为罗马一行省。前44年,罗马执政官裘里斯·恺撒(Julius Caesar,前102年—前44年)遇刺,其养子屋大维 (GaiusJulius Caesar Augustus,前63年—前14年)继为执政,旋与罗马将军安东尼(MarkAntony,约前83年—前30年)爆发内战。前31年,屋大维在位于古希腊西北的阿克提姆岬(Actium),聚歼安东尼与埃及托勒密王朝女王克丽奥佩特拉(Cleopatra,前69年—前30年)联军,吞并亚历山大大帝在埃及的遗产;托勒密统治的埃及,亦降为罗马一行省。这样罗马的东部边疆,便直抵安息的西境。前27年,罗马元老院授予屋大维“奥古斯都”(Augustus)称号,这标志了罗马共和国的结束,与延续近五百年的罗马帝国的诞生。奥古斯都的对外政策,是以和平为主调的,与安息的关系,尤为如此。继任的皇帝,亦大体沿循其政策。故自奥古斯都至2世纪中叶,从罗马到叙利亚、从日耳曼至埃及,皆享受了“罗马帝国统治下的和平”(PaxRomana)。

  这一时期,恰相当于西汉成帝至东汉内溃的两百多年。换而言之,张骞出使约一个世纪后,欧亚大陆之间,由东往西,便依次有汉、贵霜、安息与罗马四大帝国。在欧亚大陆的历史上,这是第一次地区性帝国的崛起与并立。在诸帝国统治的和平之下,人类迎来了第一次“全球化”时代。所谓“丝绸之路”,便是这古典全球化时代文明交流的主干道。

  上述地区性帝国的崛起与并立,促成了彼此间交通网络的建立与发达。往来其中的,既有人员如使臣、士兵、商人与僧侣,也有人员所带来的观念如佛教,商品如西方织物、中国丝绸、印度香料、波斯金属器、中亚良马、黄金、宝石、地毯、挂毯等。其中何者最重要,不同文明的人,感受自然不同。如从中国的角度说,中亚马匹最重要,因它赋予了汉朝扩张的能力,使帝国的统治,得以延伸至东起辽东、西至帕米尔、北及蒙古大漠、南至越南的辽阔区域。故从重要性而言,这东西交通的网络,实可有不同的命名。其名“丝绸之路”,乃是取西方的视角。因为自古希腊以来,中国便以“丝国”著称;罗马上层对丝绸的狂热,又记载于后被西方奉为经典的拉丁作品,如普林尼(PlinytheElder,23—79)《博物志》(Naturalis Historia)、马提亚尔(Marcus Valerius Martialis,约38—102)的讽刺诗等。西方近代学者如李希特霍芬,自幼饱读古典作品,这教养的背景,必投射于其对此交通网络的想象与定义。

  这角度说,所谓“丝绸之路”,亦可谓萨义德(Edward Said,1935—2003)所称的西方对东方规训的一种。我们取其便用的同时,自不应忘记这层含义。因为语言从不是唯名的,而有其实在。它可规定一种文明的自我定义、自我期待与自我塑造的方向。读者可不妨为它改一名字,如“佛教之路”或“良马之路”,来体会一下它所带来的文化心理之暗示。

  上述地区性帝国统治下的和平,延续约三个多世纪。这一时期,是西方所称的“古典古代”(theClassical Antiquity)的末期,也是人类所经历的第一次全球化时代。主导此全球化的,是西方地中海世界与远东中国。在帕米尔以西,亚历山大东征的重要遗产,是大量希腊殖民地的出现;这造成了希腊式铸币与希腊语的普及(即使进入罗马帝国后,希腊语仍是一种重要的交流工具)。帕米尔以东,则武帝后军屯政权向新疆的延伸,又造成了汉语与中国铸币的普及。如我们今天深处全球化时代的人所能体会的,语言的普及与货币的流通,是人员与商品交流的前提。步随这种政治、经济一体化的,是文化的一体化。在帕米尔以西,这表现为文化与艺术的“希腊化”(Hellenization)。罗马建立后,这希腊化潮流,又因奥古斯都对希腊古典风格的复兴,获得延续或加强。

  在中国,这文化的一体化趋势,则表现为战国后普遍的儒化。由于丝绸之路的开通,两种文化即向各自的边缘扩散,并交汇于我国的新疆与中亚地区。这两种文化的内容虽异,但在“古典”这一点上,则有一致的特征。这里的“古典”,是指一种与宗教相对的人本主义精神,即对人的荣耀、苦难、幸福及人间生活细节的关切。这些特点,可见于这一时期考古出土的艺术作品。

  “蛮族”与 “宗教”(barbarianism and religion),是爱德华·吉本(Edward Gibbon,1737—1794)讨论罗马帝国衰亡时使用的关键词。大体上说,两者也适用于3世纪后整个欧亚大陆地缘政治的巨变。这一巨变,首先是从中国开始的。220年,汉朝崩溃,中国进入内乱与分裂时期。窥伺于北方草原的“蛮族”,乘机南下,摧毁汉人所建立的西晋政权,开启了五胡十六国时代。这些或先后、或同时建立的蛮族政权,混战于中国北方,汉晋文明之光,因之而暗淡。4世纪末,同为蛮族的拓跋氏平定诸雄,建立北魏,与江南的汉人政权,形成隔江对峙的格局,中国的内乱,始稍得平息。但汉朝所建立的西域统治,则趋于式微了。汉灭亡的第四年,萨珊帝国(theSasanian Empire)崛起于伊朗南部的法尔斯(Fars),摧毁安息;在其第二代君主沙普尔一世(Shapur I,约242—272年在位)的经略下,其疆域一时西抵罗马东方行省,东至帕米尔地区。萨珊立国约十年后,罗马皇帝亚历山大·塞维鲁(Alexander Severus,208—235)遇刺,帝国陷入内战。3世纪末,罗马皇帝君士坦丁(ConstantinusI Magnus,272—337)于拜占庭(Byzantine,今伊斯坦布尔)另立新都,罗马分裂为东西两个帝国。410年,来自北方的哥特蛮族洗劫罗马,西罗马陷落。东罗马帝国或史所称的拜占庭帝国(theByzantine Empire),则继承了帝国在小亚细亚、叙利亚与埃及的亚洲疆土,国势日盛。回到东方:在印度,萨珊立国约百年后(320年),旃陀罗笈多(Chandragupta,约320—335年在位)统一印度,建立笈多帝国(theGuptaEmpire),它的建立,挤压了月氏贵霜生存的空间。约五十年后,蛮族的一支嚈哒(Hephthalite)崛起于阿尔泰地区,旋南下占领今乌兹别克斯坦境内的索格底亚(Sogdia,中国古称的“粟特”地区),不久又侵入贵霜统治下的阿富汗。5世纪初中叶,在笈多与嚈哒的合力下,贵霜被摧毁。这样经过约三百年的混乱,丝路沿线的地缘政治,又整齐地呈现为拜占庭、萨珊、笈多、嚈哒与中国本部并立的格局。其间的新疆,则摇摆于自治与被北方蛮族所役使之间。

  与蛮族入侵并称此时期之特点的,是制度化的信仰或曰“宗教”的兴起。在罗马,基督教于1世纪兴起后,迅速蔓延于帝国的腹心,并于313年被立为国教。与此类似,伊朗本土的琐罗亚斯德教(Zoroastrianism,中国称“祆教”或“拜火教”),在萨珊立为国教。在印度,佛教大乘因贵霜与笈多的庇护,获得了空前发展,最终由偏重释迦人格的智慧学(小乘),演变为专重佛陀神性的福音教(大乘)。中国则因汉代的覆亡,作为其意识形态基础的儒学,信用受损;南迁的胡人,本无甚文化传统。故在文化的半真空下,印度佛教、波斯祆教等外来的信仰,便为中国人所乐闻。故此时期整个丝路沿线的文化,便呈浓郁的宗教化特点。往来丝路的,除先前的使者与士兵外,又有大量僧侣。他们所输入的信仰与服务信仰的宗教艺术,改变了中国文明与其视觉表达的形态。

  丝路宗教化的同时,也出现了商业化特点。在古典古代,丝路的功能,主要与军事及外交相关。间有物品交流,也以互赠的礼物为主,为宫廷或皇家的专享。但随着粟特人的崛起,丝路渐出现了商业化的一面。按粟特人乃所谓“印欧人”(Indo-European)的一支,世居索格底亚地区。在中亚弈棋转烛的地缘政治中,他们以性格的倔强、手腕的灵活,始终保持了半独立地位。其身影凸显于丝路,似在3世纪后,这时其生活方式的特点,已以行商和丝路的中介者著称了:整个欧亚大陆间,处处有粟特人的身影,从拜占庭、萨珊、印度、阿富汗,到远东中国。其贸易清单中的大宗,是中国的丝绸、萨珊金银器、罗马的玻璃器及织品等。由于其主导的贸易,乃以获取最广阔的市场为目的,故丝路贸易的商品,便扩散于不同地区的社会上层,由此又渗透于中下层。其影响的深度与广度,远较古典古代的末期为甚。5世纪之后,粟特人又大批移居中国,成为中国境内最大的移民团体。他们所带来的有“胡风”特色的商品,极大影响了我国中古物质文化的面貌。

  5世纪所建立的欧亚地缘政治的平衡,进入6世纪后,又再次被打破。先是6世纪初中叶,突厥汗国崛起于阿尔泰地区,旋摧毁统治中亚的嚈哒,并吞并新疆,一时成为中国与萨珊之间最大的帝国。581年,隋朝统一南北,结束了中国长达四百余年的分裂局面。618年,唐朝建立,不久击溃突厥,并于7世纪初中叶,恢复了汉代的西域疆土,在中亚的索格底亚与撒马尔罕地区,建立了政权的前哨。约与此同时,阿拉伯人建立伊斯兰帝国,亦即唐称的大食。不久大食覆灭萨珊,吞并其疆土。这样经过一个多世纪的混乱,至7世纪中叶,欧亚大陆间,便又有唐、大食与拜占庭并立。这是古典古代结束以后第二次地区性帝国的崛起与并立;作为东西交通主动脉的丝绸之路,又得以全面贯通。

  但这一地缘政治的格局,仅维持约百年。8世纪中叶,唐帝国的腹心爆发安史之乱;崛起于西藏高原的吐蕃王朝,乘机夺取新疆,阻断丝路。尽管一个世纪后,吐蕃因内乱及唐与大食的夹击而崩溃,但唐的气数已尽,无力收复敦煌与哈密以西的领土。唐所留下的政治与文化的真空,渐为伊斯兰化的回鹘人所填充。作为丝绸之路的枢纽新疆,便不仅丧失了其作为中国政治前哨的地位,亦不复为中国、印度、伊朗与地中海西方文化的熔炉了。总之,随着中国作为丝路发动机的熄火,丝绸之路的黄金时代,或曰“古典丝路时代”,便于8世纪中叶结束了。

  这两百余年丝路交通的内容,可称前一阶段的高峰与尾声。商业化与宗教化,仍是这一时期的主要特点。所不同的是,大食人所主导的海上丝路的开通(从泉州或广州至波斯湾),结束了中亚商人垄断丝路贸易的局面,并使贸易的规模与对社会生活的影响,远较以前广阔而深远。贸易的种类,也更为繁富(如中国除输出丝绸外,又有瓷器)。1998年印尼海域发现的“黑石号”沉船,印证了当时海上丝路贸易的繁荣。至于丝路的宗教侧面,又尤较以前为多元。如除立足已稳的佛教、拜火教外,波斯的摩尼教,拜占庭的景教(基督教的异端),以及新兴的伊斯兰教等,也因丝路的贯通进入新疆或中国本部。商品、观念引入的同时,移民的规模也扩大了。中亚、伊朗、印度乃至非洲的移民,纷纷移居长安、洛阳或泉州等地,以享受唐朝的和平、富庶与良好的生活方式。总之,由于丝路所带来的眼界的扩大,唐代对于自身文明的定义,始终持一种较今天更为动态的观念;在文化感受(cultural sensibility)上,也不像后来和今天这样易受冒犯。这种态度与特殊的感受力,使得唐朝成为当时全球最具“世界性”(cosmopolitan)的国度。

  绿洲丝路建立与繁荣的一千年,是人类文明史上的核心事件。但由于丝路沿线的文明中,只有中国与希腊-罗马世界(theGreco-RomanWorld)有发达的史学传统,其他文明对自己中心或边缘所发生的历史,往往是沉默的;即便中国或希腊罗马的史学,亦多关注其统治的中心,对作为其边缘的丝路,多疏略而含混,故关于丝路的历史细节,我们如今可依赖的,便主要是考古发掘。

  从地中海到我国西部整个丝路的调查与发掘,起步于19世纪。这是西方地缘政治战略的文化先导,故启动并推动丝路考古的,主要是西方(包括俄国)的机构。帕米尔以西如埃及、叙利亚、伊拉克、伊朗、印度与阿富汗地区,主要由法、英、德、美的机构主持。其中阿富汗与叙利亚的发掘,上世纪60年代前,则几乎被法国垄断。近20年来,中国对近东与中西亚的影响,经济上日剧,但考古的边疆及其所带来的知识的边疆,并未随我国经济边疆的扩展而扩展。在中亚五国,丝路的发掘一直是苏联的禁脔;苏联崩溃后,五国的经济和考古也渐向外界开放;但进入其考古领域的,仍多是西方机构(法、意、德等)。作为五国地理与文化的邻居,作为致力于追求知识边疆的法显与玄奘的祖国,我国鲜有人员或机构参与其间;不仅如此,这些发掘的报告与研究书籍,我国学术机构也罕有系统的收藏。在我国新疆与甘肃地区,最初的考古调查也由西方人(含俄罗斯)启动,如瑞典人斯文·赫定(SvenAndersHedin,1865—1952)等,然而其兴趣主要是地理、地质、人种与动植物等,考古不过旁及而已。对新疆考古的兴趣,实由英国人斯坦因(MarcAurel Stein,1862—1943)引发。1900年至1916年,斯坦因三度进入塔克拉玛干或河西走廊地区,在调查的同时,也劫走了丝路时代的大量文化遗产,如佛画、经卷、文书、雕塑等。此后不久,西方与日本探险家也进入新疆,在塔克拉玛干、罗布泊与敦煌等绿洲城市的废墟中,做了规模不等的调查、发掘与劫掠。其代表性人物,有德国人勒考克(AlbertvonLeCoq,1860—1930)、法国人伯希和(PaulEugènePelliot,1878—1945)、日本人大谷光瑞(1876—1948)等。新中国建立不久,我国开始建立起完整的考古系统,外国人主导中国丝路考古的局面,始告结束。

  经过上述一百余年不同国家考古学家的探险、调查与发掘,湮灭千余年的丝路历史,便呈现一大体清晰的轮廓了。概而言之,绿洲丝绸之路东起于中国内地(长安、洛阳为中心),西行进入敦煌后,便于新疆(南疆)岔为两路,一循天山南麓(所谓丝路北道)、一循昆仑山北麓(丝路南道),绕罗布泊与塔克拉玛干沙漠的边缘而行。在北经吐鲁番与库车、南经楼兰与和阗等绿洲城邦后,两道交汇于新疆最西端的喀什。由喀什而西,越帕米尔高原,丝路又岔为两路:一从西北进入中亚撒马尔罕与索格底亚,一由西南进入阿富汗中南部、印度与巴基斯坦北部。交汇于伊朗后,丝路复西行,在伊拉克境内横渡底格里斯河与幼发拉底河,便进入丝路西端的门户杜拉-欧罗普斯。由此再西,便是丝路西端最重要的贸易中转站——今叙利亚境内的帕尔米拉城。由此西行渡地中海,是亚平宁半岛的罗马;北行越小亚细亚,可到达土耳其的安条克或伊斯坦布尔,前者一说即东汉甘英所至的“条支”;由此南行,则是埃及的亚历山大里亚港,此或即《史记》称的“犁靬”。这样便结束了长达数千公里的绿洲丝路。

  如前文所说,丝路的大部分区段,是由星布于沙漠、童山与荒原上的绿洲所构成的。上文列举的城市,便是其中的荦荦大者。它们既是丝路文明的创造者,也是丝路贸易、观念与人员的中转站。由于其贸易的功能,这类城市,俄裔艺术史家罗斯托夫采夫(Mikhail Ivanovich Rostovtzeff,1870—1952)便称为“商队城市”(caravan cities)。一千年来丝路所上演的对话与对抗、交流与阻绝、和平与征服、贸易与劫掠、以及信仰与亵渎的历史剧,便是以这些城市为主要舞台的。

  (作者为浙江大学文化遗产研究院教授、艺术与考古研究中心主任。本文图片均由作者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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